“帮我们，就是帮你们自己。”
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脸上挂着微笑，但我从他的表情中读不出任何喜悦之情。他眼神柔和，嘴角低垂，是伤心，还是疲惫？我无法确定。
那天是2003年2月9日。从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对伊拉克实行制裁算起，已经过去12年多了。而一个多月之后，伊拉克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再次入侵。萨达姆·侯赛因之前已经再次允许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当时，我与汉斯·布利克斯是国际核查小组的负责人，那是我第三次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我们在伊拉克的最后一个晚上，伊拉克外交部长纳吉·萨布里邀请我们赴宴，同去的还有我们主要的技术专家以及多位和我们接触的伊拉克人。
在巴格达，那个饭店是最高档的。巴格达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充分说明了制裁带来的消极作用。不过那次宴席还是很考究的，服务员彬彬有礼，深红色的亚麻桌布纤尘不染。宴席上供应了大量的烤鱼，这些鱼都是刚从底格里斯河里打出来的。烤羊肉的味道恰到好处。桌上还供应酒，这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伊拉克早在1994年就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人们在公众场合饮酒。但今晚，伊拉克人却为我们这些远方客人破了个例。
坐在桌子对面的是阿米尔·哈姆迪·哈桑·阿尔萨迪将军，是萨达姆·侯赛因的首席科学顾问，拥有物理化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是一位举止文雅而富有个人魅力的谈判者。他的“将军”头衔主要是荣誉性的。他的英语和阿拉伯语同样流畅，与军装相比，他更喜欢量身定做的西服。虽然他本人并非伊拉克的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成员，但他却以科学事务头号负责人的身份效力于伊拉克政府。
我与汉斯·布利克斯将宴席上的谈话引到了一个关键的主题上，即伊拉克加强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并向其提供更多资料的必要性。你说你们没有重启以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你们所提供的资料不充分时就结束调查，盖棺论定。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你们表现得越透明，你们就越能出示更多的资料和物证，伊拉克在世界舞台上就越有利。你们还能提供点别的什么来补充你们的信息吗？“帮我们，就是帮你们自己。”
坐在阿尔萨迪旁边的是胡萨姆·阿明，此人是伊拉克的联合国接触小组的负责人。他将身子向前倾了倾，回答说：“首先，坦率地讲，我们无法向你们提供其他信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信息可提供。”他将目光转向布利克斯，然后又转向我，接着说道：“而且，你们帮不了我们，因为这场战争注定要爆发，你我无论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都知道这点，无论我们做什么，大势已定。”
他重新坐好。阿尔萨迪只是点头，一言不发，微笑中夹杂着伤感。
尽管胡萨姆·阿明那样认为，我仍不相信战争必至，因为作为联合国系统中负责核武器核查的专门机构，我所率领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在对伊核查方面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其中的一项工作是认真调查我们收到的每一份情报，结果根本没有发现核武器。我在1月27日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陈述：“截至目前，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伊拉克重启了核计划。”与我意见相左的西方官员以及媒体专家立即对我的言论提出了强烈抨击，但这些人提供的尽是些间接性假设，而且执意将其抛出来当做证据。而我说的才是真正的事实。
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没权力给伊拉克彻底洗刷嫌疑，但我已经敦促安理会批准继续核查。我建议，多给几个月的时间将会是“对和平的宝贵投资”。如果先发制人入侵伊拉克的证据是萨达姆·侯赛因重新制订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那么证据何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何在？如果阿明讲的是真话，即伊拉克确实“没有其他的信息可提供”，那么就清楚地表明所谓的威胁并不存在。
一场师出无名的战争，注定会使那些有核武器国家与非核武器国家之间本来就已经矛盾重重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美英两国都有核武器，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愿意放弃核武器。而同时，它们又以伊拉克试图发展核武器为借口提出要挟。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看来，尤其是很多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人看来是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其不公平的。萨达姆·侯赛因由于坚决反对以色列欺压巴勒斯坦人，以及敢于对抗西方，因而在阿拉伯民众中间比较受欢迎。而在基本上亲美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间却不受欢迎，尤其是其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后更是如此。但是，看到伊拉克的主权受到如此践踏难免让人心痛不已。如果战争注定要来，尤其是一场基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指控之上的战争，将会大大加剧阿拉伯民众和穆斯林的愤慨。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虽然我坚信核查工作将会取得更大进展，但是心中的不安却在逐渐加剧。美英两国的言论越来越刺耳。那次去巴格达赴宴的4天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向安理会明确表明了他的观点，而且还播放了截获的电话交谈的录音带，出示了伊拉克核设施的卫星照片。他宣称，这些材料无不显示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政府的“令人不安的行为模式”，显示了一个“逃避与欺骗的政策”。但是在专业的核查人员看来，他展示的那些材料只是表明他们的猜疑情绪在逐渐积累，只是根据最坏的情形加以解释的、未经证实的信息，根本不是什么确凿的证据。但在很多听众看来，尤其在非专业人士眼中，鲍威尔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
之后6周发生的事情证明，任何核查进展和外交干预都不足以扭转迫在眉睫的危机。国际原子能机构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显示萨达姆·侯赛因试图从尼日尔购买铀的关键性情报文件系伪造的，但这个发现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阿拉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沙姆沙伊赫举行了紧急峰会，结果并没有拿出个解决办法，甚至连统一的立场也没有形成，最后在一片混乱中草草收场。英国为避免军事行动而提出的最后建议也遭到否决。
3月17日一大清早，我就收到了美国驻维也纳代表团打来的电话，建议我们将核查人员撤出巴格达。入侵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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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威胁，那这就是所有人的威胁；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希望，那这就应该为所有人共享。”这些话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在一篇名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说中所说的。这篇演说发表4年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诞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心头之际，在核军备竞赛疯狂上演之际，这个机构给国际社会传达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信息。
艾森豪威尔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理念指出，核科学的一切成就和后果都应该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分享和分担，这是核外交的核心原则。之后，这一理念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促使有关各方承诺为和平利用核能而加强技术合作，防止核武器扩散。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章程里，以及在1970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又称《核不扩散条约》）中都作出了这一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