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2年，世界的安全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袭击事件改变了人们对恐怖分子发动复杂的自杀式行动的很多看法。
极端组织已经明确表示有意染指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应对这一状况，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修改并放宽了帮助成员国获取核材料的规定，以避免出现非法使用现象。我们这个机构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同伊拉克和朝鲜等国家打了10年的交道，使得我们更有经验，更有信心。我们具有更多的法律和技术上的验证途径。
布什政府在核武器控制上的态度也改变了安全形势。2001年12月，布什最终使美国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退了出来。这是美苏两国自1972年之后缓和核危机的基石。2002年5月，布什和普京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一个被外交界人士戏称为“半条约”性质的协定，原因有3点：首先，不包括验证削减核武器承诺的兑现情况；其次，要求的核裁军不具有永久性；最后，退出这个条约只需要提前3个月通知对方。
对于核政策专家来说，这些动作的内涵很明显。一方面，美国不愿真正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而是想在责任最小化的前提下，保持甚至加强其拥有核武器的特权。另一方面，美国以防止核武器扩散为由，坚决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就是2002年的大背景。当时，世界的目光开始聚焦到了伊拉克身上。演讲、政治性脱口秀节目以及媒体文章中大量涌现出轻率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暗示，或干脆直接宣称萨达姆·侯赛因同基地组织有联系，或参与了2001年9月份对美国的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觉得特别有趣的是，美国和英国宣称它们掌握了萨达姆并未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确凿证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998年那场代号为“沙漠之狐”的轰炸行动开始前匆忙离开了伊拉克，从那之后一直都没有再去过。
因此，之后的4年间，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了解都很有限。
布什总统是发表大胆言论的人之一。2002年10月2日，他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发表的演讲就是典型的例子。
11年前，作为结束海湾战争的条件，伊拉克政权被要求摧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止这类武器的所有发展计划，并停止对恐怖团体的一切援助。
伊拉克政权已经违背了所有这些义务。它拥有并制造了生化武器；它正在谋求核武器的发展；它为恐怖主义提供庇护和资助，对自己的国民实行恐怖统治。整个世界都目睹了伊拉克长达11年的背叛、欺骗和背信弃义。
然后，他又在演讲中说：
有证据显示伊拉克正在重新进行核武器计划。萨达姆·侯赛因已经同伊拉克的核科学家举行了很多次会议。他将核科学家称为“核圣战士”，即以核武器为作战工具的战士。卫星照片显示，伊拉克正在过去进行核计划的地方重建其核设施。伊拉克已经试图购买高强度铝管和其他制造气体离心机所需的设备。气体离心机正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铀浓缩设备。
这种论调所依据的信息并不准确，它们没有经过事实验证，具有误导性。此后，美国开始公开迫使伊拉克政府下台。
咄咄逼人的言论绝不是空谈：美国已经对伊拉克施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国最近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表明它们愿意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
结果是，对伊拉克施加压力起了点效果。尽管继续否认该国重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萨达姆·侯赛因最终还是写信邀请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进行调查。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安理会最终在11月8日一致通过了第1441号决议，批准对伊拉克展开新一轮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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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幕后的行动却是不一致的，颇有启发意义。第1441号决议草案的拟定过程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这是由美国制定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被放在了核查进程的主导地位。而且草案提出由军人陪同核查人员去伊拉克，这有悖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往的惯例。草案还提出安理会“五常”的代表要参与核查进程，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要求核查人员直接向申请核查某个地点或者对某个伊拉克人进行采访的国家汇报结果。简言之，这表明美国想恢复曾搞臭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那样的方针和机制。
2002年10月初，在就最终修订版草案进行表决之前，我与汉斯·布利克斯前往美国国务院开会。科林·鲍威尔是主持者。康多莉扎·赖斯、保罗·伍尔福威茨和路易斯·利比也在场。当时，我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任期将要结束，布利克斯也结束了赋闲状态，出任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执行主席。这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解散后成立的，但成立后一直很少接触伊拉克，因此长期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处境。这个组织主要关注的是生化武器和导弹技术。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很明显美国内部关于最佳的核查方式存在严重分歧。鲍威尔主张美国采用典型的由联合国主导的核查方式，而保罗·伍尔福威茨等强硬派则主张完全绕开联合国，赖斯甚至主张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展开核查，而事实上的指挥者却是美国。不仅如此，赖斯甚至还建议，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由美国人出任。他说他们信赖他们的人。布利克斯进行了反击，说已经委派了一个加拿大人负责这项工作。
当时我感觉好像又完全回到了1992年。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美国人想说服我们接受草案中某些我们曾反对的条款。
布利克斯很不客气，明白地告诉赖斯他绝不会充当美国的“面孔”。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你们打算由美国指挥核查，只是想借助联合国的名义而已，那么你们可以照搬20世纪50年代在韩国的做法。如果你们想要联合国主持核查工作，就不能将核查机构之外的人安插到里面。”
赖斯对联合国系统的看法十分明确。在那次会议中，布利克斯曾提出需要使决议草案符合联合国的标准，使核查成为“合法的”联合国行动。赖斯立刻坚决地反驳道：“布利克斯先生，《联合国宪章》存在的基础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发挥主体作用和承担责任。你也看到了，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有自由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维护美国的安全。”我对她充满了感激，因为她还没有说出联合国就是安理会，安理会就是美国这样的话。
保罗·伍尔福威茨好像对必须到场感到很生气。他呆坐在那里，一副冷眼旁观的样子。他的肢体语言表明，他觉得那个会议，以及把联合国牵涉进来的整个想法，简直是浪费时间。最后，他终于开口了，将身子向前倾了倾，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语调说：“布利克斯先生，你知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我们之间的讨论艰难地进行着，没有取得什么一致性的结论。鲍威尔和赖斯非常沮丧，将我与布利克斯叫到一旁的休息室。鲍威尔对我们说：“你们不必对核查报告的影响感到有压力，因为要不要用兵是由国家首脑决定的，不是你们。”他的本意可能是让我们感到放心，但当时那种环境下，却给人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最后，我们成功说服他们放弃更有挑衅性的提议。但他们坚持要保留一个措施，即在伊拉克境外采访伊拉克的科学家，并将他们的家人一并带走，防止被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报复。我们竭力说明这条提议存在的问题。我努力给他们解释中东地区“大家庭”与美国的“大家庭”在文化层面上的细微差别。我问他们，为什么确信伊拉克科学家会为了美国或西方而背井离乡？联合国如何才能保证同意背井离乡的伊拉克科学家在离开之前不被萨达姆政权威胁甚至杀害？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这些科学家们的“大家庭”不因此而受到牵连？
可是，我们说的话都没起到作用。美国人并不真的愿意听这些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相信在伊拉克境外采访科学家是很好的想法。他们说不可能改变这个想法，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已经批准了。最后，这个提议还是留在了决议里。不过，在之后的几个月中，这一规定并没有派上用场。
几周后，正当关于决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之时，我与布利克斯接到电话，去白宫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在同去见布什总统的路上，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副总统迪克·切尼。同他的会面很简短。切尼坐在桌子的后面，抓紧每一秒钟滔滔不绝地说，传达出一个直白而简单的信息：“美国愿意同联合国核查人员合作，但是为了解除伊拉克武装，也不惜推翻核查结果。”
接到这个警告之后，我们继续前往白宫同布什总统见面。赖斯和布什总统的办公室主任都不在场，只有我与布利克斯这两位听众。当时几乎是布什一个人在讲，讲了很久终于谈到了正题。他表示赞成用核查来解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并喜欢通过和平手段消除国际社会对萨达姆政权的担忧。“我不是佩带左轮手枪、喜欢扣扳机的得克萨斯州牛仔。”他打趣地说，然后把身子向椅子前滑了滑，把手放在腰部，作出一副牛仔拔枪的模样。不过，如果和平的方法失败了，他表示将会毫不犹豫地领导“自愿联盟”，对伊拉克动用武力。那是一次奇怪的交流：布什反复说他能够见到我们是一种“荣幸”，但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一点也不感兴趣。同布什的交谈以及同切尼的邂逅，无不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打算控制整个核查行动，美国政府只是把我们视为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然而，当1441号决议在一个星期之后被通过时，美国竟然作出了最后一个让步。美国人起初提出，如果伊拉克确实违背了自己的义务，这份决议将允许立即对伊拉克动武。这对许多安理会成员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主要是法国、俄罗斯以及美国，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最终版本的决议只是说如果伊拉克确实违背了自身义务，安理会将“研究”下一步的应对之举。
就这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离开伊拉克长达4年之后，对伊拉克核查的大门再次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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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进入伊拉克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个国家核能力与核设施的了解依然停留在1998年撤离时的认知水平上。我们认为，伊拉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所有核燃料以及与核武器相关的设施都被彻底摧毁了。所有能够被用来制造核武器的材料早在1994年2月就全部清除了。剩下的都是低级的核材料与两用的核设施、核材料。当然，我们还了解某些核进程的状况，比如任何核查计划都消除不了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萨达姆·侯赛因的核科学家们距离制造出核武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已经在实验室里掌握了某些铀浓缩进程以及制造核武器的方法。
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在我们离开这4年中伊拉克有何改变，以及恢复了哪些核活动（如果有的话）。为了得到答案，我们将会核查已知的和新的核设施，重新启用监控系统，进行大范围环境监测，以及深入探访伊拉克核科学家等有关人员。
在这一点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一个成熟的组织，拥有丰富的经验。它的工作人员都是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职业核查人员，忠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善于应对核挑战。对很多人来说，伊拉克是一片熟悉的土地，他们既熟悉伊拉克的文化，也熟悉伊拉克的核设施。伊拉克工作组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有的核查人员对被调查的国家表示同情，而另外的一些则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敌意。我鼓励大家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技术的客观性和法律的准确性上，但我也清楚技术判断有时可能会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因此，我们努力确保所有人都能各抒己见，包括那些相左的观点。
我特别信赖两个人。一个是雅克·博特，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国物理学家，负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伊拉克核查办公室，之前在核查伊拉克核武器计划方面的丰富经验使他能够作出客观的技术判断。他是一位备受欢迎的管理人才，是我们对伊核查计划的主要制订者。他对伊拉克文化的敏感性有着深刻的了解，并尊重伊拉克人，这就使得我们同伊拉克人的互动十分有效，因而成功地推动了核查进程。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劳拉·罗克伍德。他性格外向，思想独立，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资深法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与我密切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都能够非常娴熟地处理核查小组面临的复杂的法律事务。
在政治使命重大的工作环境中，有这两个人值得信赖的人可以依靠，真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