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第一个核查小组由首席核查员德梅特里尤斯·佩里科斯率领，于1991年5月14日飞抵巴格达，然后直奔位于图瓦萨的核设施。核查人员看过之前的航拍照片，已经预料到当地是一片狼藉。实际上也是如此，图瓦萨的每一栋主要建筑都遭到了联军的直接轰炸。
核查人员的首要目标，就是发现并获取两个研究型核反应堆所使用的高浓缩铀。伊拉克的技术专家似乎很乐意配合。然而，最后的实情大大出乎核查人员的预料：伊拉克人说，乏燃料棒已经在联军轰炸的高峰时期被转移走，并被重新埋进了匆忙建成的混凝土地洞里，那个地洞位于附近的加尔夫阿尔那达夫区一个没有任何特点的农场里，以避免这些燃料遭到轰炸并产生放射危害。在伊拉克人的协助下，核查人员很快找到了几乎所有的该国在战前申报储存的核材料，并立即着手核查工作。
然而，实现第二个主要目标，即揭露未经申报的核活动，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轰炸造成了一片狼藉之后，伊拉克人做得更多的是拆除被炸坏的建筑物。
有的房子似乎已经没有了任何设备。有迹象表明，操作记录以及其他文件都被烧掉了。要验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之前的核查中所遗漏的图瓦萨核设施究竟有何用途，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另一处核设施的所在地，即巴格达北部的塔尔米耶，据说那里也有核活动。伊拉克人说那里的核设施是用来制造变压器的。但在核查人员看来，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某些事实：比如，塔尔米耶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力负荷及大容量的配电设备。然而当核查人员指出漏洞时，伊拉克的工作人员便无法，或不愿提供合理的解释了。
还处于第一轮核查中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所面临的挑战便已经显现了。
在这儿，我想再次纠正一个常见的认识偏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既不是侦探，不是国家安全局的特工，也不是警察。他们只是习惯于发现并指出核燃料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包括被故意隐瞒的实情，并且敢于向被核查方提出确凿的证据。但是他们进行核查的方式是尊重对方的，无论被核查的是加拿大、南非、日本，还是荷兰，或者是这次接受核查的伊拉克，他们都一视同仁。我本人坚定地认为，这种尊重，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志，已经无数次被证实为是这个机构的一笔重要财富。
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不是间谍机构。我们的核查人员不从事间谍活动，也不会使用欺诈手段来获取真相。我们接触不到警察部门的数据库，也使用不了国家情报机构的信息，除非这些组织主动披露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不会将机密的核查结果提供给这些机构。这些信息只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需要的时候进行传播。
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伊拉克、朝鲜等地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情报机构与国际核查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尴尬。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想接触情报机构的机密信息，必须给予情报机构特权来接触核查结果。他们想这么做的原因很明显：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核查人员与被核查国家有过更多的实地接触，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情报，能以情报机构所无法企及的方式来发现并报告事实。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会同意这样一种安排。信息的流通必然是单向的，这是为了保持机构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国际原子能机构断然不会为了做顺水人情，就将自己专属的机密信息拱手相送给某个国家的情报部门。
国际原子能机构素来注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就使其有时会与个别国家发生矛盾。这在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的出炉过程中尤其明显。当时，美国竭力想绕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让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出面来主导核查工作。在我看来，美国的如意算盘昭然若揭。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隶属于安理会，是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在必要的时候发挥专门机构的作用。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对这个委员会的运作具有特别大的影响。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人马都是从各国的政府部门和实验室匆忙抽调出来拼凑而成的，具有必要的技术功底，即他们熟悉生化毒物和远程导弹技术。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因此能够更加容易地渗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一个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并独立运作的机构。
我当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法律顾问，决议讨论的时候我正在纽约。我同罗伯特·加卢奇进行了好几次会面。他是一个言辞犀利而且能言善辩的美国外交官、学者，后来出任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副执行理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坚持要求独立地处理与核问题相关的文件，不受任何外来干预。多半情况下，我们还是能达成共识的。后来，他承认，美国政府内部的某些人怀疑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胜任核查工作，所以才会反对这个机构独立核查。与之相反的是，美国政府内部还有人认为，如果让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来主导核查工作，就会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公信度。后来的决议中使用了温和的妥协性字眼：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协助与合作下”完成使命。但在罗伯特·加卢奇看来，这种字眼将使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有机会“将其鼻子伸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帐篷内部”。[9]
这两个机构进行精诚合作很重要，尤其是在后勤问题上。由于我们所需要的核查设备很多都遭到过轰炸，未爆炸的武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当时已经雇用了爆炸性武器处理专家，跟随我们两个机构的核查小组进入伊拉克。在特别委员会看来，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借鉴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学习原子能机构核查小组的纪律性，因为该核查小组的成员们彼此共事多年，在某些情况下，比较熟悉同他们打交道的伊拉克工作人员以及伊拉克人的行为模式。
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也难免会受到有关人员的影响。汉斯·布利克斯时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是瑞典前外交部长，出任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任的罗尔夫·埃克乌斯也是瑞典的外交官。就从事外交工作的资历而言，布利克斯要超过埃克乌斯，因此布利克斯不大情愿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具有领导权的领域接受埃克乌斯的指示。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驻地在纽约，是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则相对湮没无闻。后来，双方的关系得到一定的缓解，要归功于意大利友善的科学家毛里奇奥·奇费雷罗，他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伊拉克行动小组的负责人，擅长消除两个组织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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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6月22日到7月4日，在对伊拉克进行第二次核查的时候，舞台已经搭好，就等着好戏上演了。有情报机构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分享了一份侦查时拍下的照片，显示伊拉克在核查小组离开之后立即开展了大量的秘密活动，地点恰恰位于图瓦萨郊外。很多明显被掩埋在地下的金属光盘被挖了出来，并被转移到新的地方。
不仅如此，还有情报显示伊拉克正在采用一项名为电磁型同位素分离的技术，秘密推进铀浓缩计划。这种分离方法使用电磁型同位素分离器，这种机器有多个巨型电磁石，电磁石之间安装有一个大型摄谱仪，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发明的。但这种过程的效率不是很高，耗电量很大。熟悉曼哈顿计划[10]的一些专家仔细分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提供的关于塔尔米耶核设施的照片和报告，认为这些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在进行电磁型同位素分离的工作。
而伊拉克人却继续抵赖，否认存在未经申报的铀浓缩计划，因此，寻找核设备的下落成了重要的事情。第二轮核查工作早期简直是一场追逐大赛。之前挖出的光盘被怀疑是进行电磁型同位素分离使用的电磁石，据说是被转移到了某军营。
当核查人员到达这个军营的时候，他们被拦了下来，无法进入。他们向伊拉克政府高层提出抗议，3天之后，他们获准进入。然而，到了那时，各种设备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事情过了3天，核查人员又收到了新的情报，称新的转移地点是另外一个大型军营。这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个核查小组没有预先通知伊拉克方面，便突然出现在这个军营。他们在军营门口再一次被拦住了，但是核查小组的两名人员爬上了附近一个水塔外面的梯子。在梯子顶部，他们看到军营的后门有车队鱼贯而出。核查小组的另外两人立即发动一辆联合国的汽车进行追赶。他们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左突右拐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像样的公路。毅力得到了回报——他们最终找到了那个车队，并且发现了将近100辆满载着各种设备的车，极有可能是核设备，很多设备在匆忙转运的过程中甚至没有覆盖物。伊拉克明目张胆地隐藏设备的证据最终被找到，可以说是核查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7月上旬，我与布利克斯前往巴格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组织了一个高级代表团，我们两人都参加了。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是罗尔夫·埃克乌斯，这令布利克斯大为不悦。我们的目标是对伊拉克政府施压，迫使其停止阻挠核查进程，并全面申报核计划。
起初，伊拉克人继续采取否认态度。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胡曼·阿卜杜勒·哈利克·加富尔博士[11]一再请求我与布里科斯相信他们的话，在车上他还向我们发誓说，尽管证据越来越多，但伊拉克从来没有进行过未经申报的铀浓缩。
他坚持说，伊拉克的核计划完全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
但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联合国安理会确定了一个最后期限，明确表示他们准备批准额外的核查行动。之后又来了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小组，并且准备发挥领导职责。
7月7日，伊拉克当局终于屈服了，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了一份清单，列有装备名称和放置地点。这次新申报的项目不仅包括了电磁型同位素分离浓缩，还包括离心和化学浓缩活动，以及通过废弃燃料再加工来分离数克的钚。这次申报同时还包括制造设备和辅助设备的清单，显示伊拉克拥有接近400吨的非浓缩铀，其中有些是从巴西、尼日尔以及葡萄牙进口的，但这些材料从来没有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过。
那次伊拉克之行的一个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与布利克斯陪同一个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联合组成的核查小组来到沙漠腹地的一个地方。伊拉克的工作人员正在向我们展示他们为了防止被发现而毁掉、掩埋的一个电磁型同位素分离器。当时，早已经进入了夏季，气温奇高无比，显然，我们的核查人员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要测量金属大块头，并对其分门别类，这个任务实在是种煎熬。
突然，一个名叫戴维·凯的核查员[12]决定应该对伊拉克一位高级的科学家进行现场采访。此人当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项目的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加入核查小组之前几乎没有什么监督核查方面的经验。他慷慨激昂地举起胳膊，大呼一声：“现在就开始审吧！”我与布利克斯顿时尴尬得无地自容。我们赶紧把戴维·凯叫到一边，对他说这不是我们进行核查应有的方式。我们对伊拉克的核查目标是争取伊拉克人的充分合作。在我们看来，恐吓与侮辱都不是有用的策略。
戴维·凯为什么会被任命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员，当时我不明就里。据我所知，他的教育背景是国际事务方面的，并没有核科学与核技术方面的知识背景。
在我眼中，他聪明、彬彬有礼，而且娴于辞令。可是一旦被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伊拉克行动小组，他似乎变了个人似的。在安理会对第687号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曾与他一同坐车前往纽约。令我惊奇的是，戴维·凯在没有事先征询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知道的情况下，竟然同多名美国官员进行私下会晤，这种行为显然严重有悖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贯做法。
今天回想起来，我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极有可能是通过戴维·凯这个人获取国际原子能机构伊拉克行动小组的信息的。他被任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早期是从事行政和管理层面的事务，但是他却被要求领导两次至关重要的核查。我不知道戴维·凯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但汉斯·布利克斯或毛里奇奥·奇费雷罗肯定知道一些内情。
戴维·凯这个人的核查风格，即便是罗伯特·加卢奇也称之为“牛仔式”。好在这种风格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并不常见，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情况就不同了。
比如，在那次去沙漠腹地进行核查的途中，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一名核查人员当众指责一位伊拉克的科学家说谎，我看到这位伊拉克科学家流出了沮丧的眼泪。后来，在从沙漠返回的车内，我向周围环视了一圈，发现车里坐的都是美国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来自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就技术角度而言，他们是很有核查资格的，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进行国际核查，或者在那次对伊拉克的核查中，不知道跨文化背景下处事方式的微妙之处。从他们之间粗鲁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显然认为，既然来到了一个战败国，就完全可以兴之所至地为所欲为。
我同坐在身边的人交谈起来。我向他们解释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方式的基础：以不屈不挠和尊重对方为标志的职业性。我指出，这种职业性是我们核查人员的特点，是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我不赞成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粗鲁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