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是埃及的一名年轻律师，是纽约大学国际法专业的教授。我十分认同“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一理念。于是，在1984年，我进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并于3年之后成为这个机构的法律顾问。及至2003年伊拉克战争（即美伊战争）爆发，我已经当了5年多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这个机构里服务了接近20年。我将尽心竭力地致力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外交使命。无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而仅仅基于莫须有的指控便发动战争，在我看来彻底抹杀了我们机构存在的意义。这与世界各地兢兢业业的科学家、律师、核查人员以及公务员们在半个世纪里孜孜以求的目标背道而驰。我目睹的一切令我震惊。萦绕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想法是，我与布利克斯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能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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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12日，之前陪我出席晚宴时闷闷不乐的阿米尔·阿尔萨迪将军，得知自己成了美国第32号通缉犯，而且是臭名昭著的“扑克牌通缉令”中的七大方块之一时，主动向美国自首。他让德国电视二台拍摄下自己投降的过程。在镜头中，他说：“我们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间将会证实我所说的话。”当时，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做出的临时性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一个自首的将军根本没有理由撒谎。
之后的很多年中，美英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前提，即指控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屡次被证明没有事实依据。美国任命的伊拉克调查组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结果却证明了国际核查人员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萨达姆并没有重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计划。所谓的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也不是美英发动侵略的真正动机。其中一个证据就是被泄露的、著名的“唐宁街备忘录”（时间为2002年7月之后）。根据这份备忘录，发动战争的决定早在核查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经敲定了。
至今，每当读到这些描述，都不由得想起数以千计的阵亡士兵、数十万被无辜杀害的伊拉克平民、数百万因伤致残的人，以及那些毁于战火的家庭和生灵。
然而，侵略者们竟不知自我反思和深省，真的让我很震惊。这场没有必要的战争是个耻辱，迫使我们所有人思考在伊拉克事件中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反思如何能以此为戒，防止这种危机未来再次发生。
目前，全世界在核问题最新事态上的严重分歧，尤其是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分歧，表明我们可能会重蹈伊拉克所经历的灾难，而且一旦发生，对全球安全的影响更加严重。当我思考摆在面前的挑战时，经常回忆起2003年2月在巴格达赴宴的情景，因为那次宴席体现了我们国际社会在追求持久的集体安全时所面临的尴尬问题，即不同文化之间日趋增强的猜疑，有核武器国家与非核武器国家之间长期的体系侵蚀作用，利用核问题实现边缘政策的愚蠢，以及如果我们不能以史为鉴注定会毁灭。同时，那次宴席的情景之所以挥之不去，还因为当时缺少了主要的角色，即美国与英国。事实上，是这两个国家决定了最终结果究竟会怎样。今后很多年，它们的缺席将会频频发生，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美国的遥控指挥使谈判大打折扣。美国拒绝直接参与，却决定着最终结果。核外交是一门必须躬亲实践的科学，需要亲自参与其中，需要各方保持克制，需要长期性的承诺，遥控指挥是行不通的。如果打算通过对话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核查人员与被指控国家之间的对话。美国及其盟国必须真正参与讨论，同他们设想的对手交流，并表明他们是真心想和平解决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所有各方必须坐到谈判桌上。
巴格达的晚宴，有同事戏称为“最后的晚餐”。这只是2003年多重危机中的一个案例。之前，朝鲜驱逐了监督关闭该国核设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并宣布打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当时刚开始核查伊朗核计划，并打算与几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同事一道前往纳坦兹一处在建的浓缩设施。利比亚不久将主动向美英表态，取消本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供应核材料的非法网络的轮廓也逐渐朦朦胧胧地显现出来。最终，我们在30多个国家发现了这个非法网络的蛛丝马迹。
今天，虽然核武器扩散案例虚虚实实，但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以前多得多。伊朗和朝鲜的形势云谲波诡，捉摸不定。对于眼下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仍然缺少务实而有针对性的应对之道。我们需要各方尽职尽责地致力于核外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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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核时代是原子弹的竞赛，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之间。它们要么掌握了必要的尖端技术，要么能够秘密获取制造核武器的科学知识。那场竞赛的高峰是轰炸广岛与长崎，标志着美国是这场竞赛的赢家。但其他的竞争者并没有放弃努力，数年之内，就另有4个国家都成功研制出了核武器。
第二个核时代便是我们记忆中的“冷战”时期。尽管有几个国家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还有其他国家继续研究核技术，但其实主导这一时期的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苏联。根据“相互确保摧毁”的准则，打着核威慑的幌子，它们各自积累了数万个核弹头。
第三个核时代，即当前这个时代，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现的。苏联解体造成的权力真空中，政治家们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核裁军。结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是否要秘密发展核武器，至少也要掌握核燃料循环，因为这个技术使它们在有维护国家安全之需的时候，能够迅速制造出核武器来。
目前主要的危险不是“相互确保摧毁”，不是大规模相互发射核武器摧毁敌对双方共存的大都市，而是不对称原子战争的威胁：极端集团或一个由好战者领导的“流氓国家”获取并使用核武器，或者一个大国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这种形势固然是不稳定的，而近年来的最新事态也加剧了这种不稳定性。我们目睹过在没有遭到真正威胁的时候发动的战争（伊拉克案例），目睹过真正的危险出现时无所作为、犹豫不决（朝鲜案例），目睹过缺少务实的对话，而侮辱和作秀却导致谈判长期陷入僵局（伊朗案例）。数年间，我们还发现有一个非法的供应网络愈演愈烈，随时准备为秘密核计划提供支持。同时，有些国家继续依赖核武器会持续刺激其他国家跻身核武器国家的行列。
这种越来越不稳定的状态表明，我们正处于第三个核时代的末期。我们正在经历纷繁复杂的历史性巨变。如果我们袖手旁观，企图维护有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对峙的现状，那么这种变化很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核扩散，甚至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导致肆无忌惮的核武器交换。这种苗头已经很明显了，最显著的就是出现核武器威胁时邻国的反应。比如，最近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纷纷提到获取核技术和核知识，即为这种苗头的明证。另一个例子是，朝鲜第一次搞核试验时，日本有高级官员提出应对措施，建议开始讨论允许日本发展核武器。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采取不同的态度：通过推动全球核裁军实现切实的进步，解决不对称的问题。全球核大国之间需要缔结削减核武器条约，之后举行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有核武器国家对削减核武器负责。这些措施能够引领我们进入更加安全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吸取最近的教训，勇于面对未来真正的威胁，那么我们也许能避免相互摧毁，能保证在第四个核时代解决核问题的紧张局势，确保各方放弃核武器以及实现持久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