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一下当前的情况。截至2010年末，《附加议定书范本》已经实行13年了，很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甚至还没有开始生效。[20]到目前为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189个缔约国之中，仅有103个国家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开始生效。在需要对其余的多个国家进行核查，以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手脚却被束缚住了。
会有第二个萨达姆·侯赛因忙于发展核武器而不被发现吗？答案便是，对于在那些没有签署《附加议定书范本》的国家中会不会出现，我们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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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原子能机构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一直没有停下在伊拉克的工作。该国所有能够用来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都被消除了，其余的核材料，包括大概500吨各种形式的天然铀，以及将近2吨浓缩度低的二氧化铀，也确保处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控制之下。对于伊拉克储存的生化武器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办法。
截至1997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完成了30次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核查。大概进行了500次现场核查，核查时间超过5000人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的监督下，摧毁了5万多平方米的核设施，销毁了大约2000份与核燃料循环或核武器相关的材料，以及600多吨特殊合金材料。比如，在阿尔阿希尔地区原本打算用于核武器制造、测试以及生产的材料，已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联合监督下采用爆破的方式摧毁了，所有铀浓缩装备与设施都被拆除了。
随着安理会第687号决议规定的使命逐渐完成，两个机构关注的焦点也慢慢脱离了拆除核装备、销毁核材料的阶段，转向了监督和验证。国际原子能机构基本完成了安理会第687号决议规定的消除伊拉克核计划的任务。但是美国人却通过其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得将核查结论直接上报给安理会。他们想继续对萨达姆保持高压态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也在完成自身使命之后再向安理会报告工作完成的情况。正如布利克斯同美国的讨论中所主张的那样，这样的要求当然是不合理的。他认为，美国人应该将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视为两匹赛跑的马，一匹马比另一匹先跑到终点线不是什么错误的事。
1997年10月，布利克斯即将从总干事的职位上退休之际，向安理会作了最后一次报告。他觉得既然自己马上就要离职，就比较容易拒绝美国的施压，他向安理会报告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已经基本结束了“裁军阶段”的任务，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他那份报告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正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持续的监督与核查”工作上，只有为数不多而且次要的裁军问题没有解决。
相比之下，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面临的情势就复杂得多了。从对伊核查开始之际，这两个机构就在其人员构成和核查风格上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更加令人不安的差异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人指责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是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间谍，努力在其授权范围之外搜集信息，实际上是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幌子下，搜集并传递伊拉克常规武器方面的情报，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情报确定军事打击目标。
1997年，巴格达方面的这些指责愈演愈烈。当时，澳大利亚外交部一位精通武器管制的外交官理查德·巴特勒接替罗尔夫·埃克乌斯出任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执行主席。伊拉克人特别指出，巴特勒、一位名叫斯科特·里特的主要核查员以及其他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官员同美国中情局勾结，侦查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设施。不仅伊拉克人指责，而且巴特勒与里特他们自己人也闹起了内讧，相互泼起了脏水。
两年之后，《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都刊文指出，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在电子窃听行动上同美国合作，这就使得情报机构的特工能够监督伊拉克的军事通信。[21]而且斯科特·里特[22]本人也承认联合国特别委员在很大程度上被外界操控了。2002年，他曾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说道：理查德·巴特勒允许美国利用联合国武器核查进程“特洛伊木马”，向伊拉克植入情报人员，这是联合国所不允许的，不利于推进裁军进程，而且其关注的焦点却是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军事目标是否安全……巴特勒为美国在伊拉克的间谍行为提供了便利。巴特勒为美国掌控核查进程提供了便利……
从1998年3月到1998年8月我辞职期间，我先后在3个场合给他写备忘录指出，“领导，如果你继续走这条路，你就是在为间谍行为提供便利。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你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他收到了这些备忘录，却对我的警告不屑一顾，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在伊拉克，你再也见不到这个机构核查人员的身影了。
巴特勒对这些指控坚决否认，说里特所谓的他将情报出卖给了美国中情局的说法严重偏离事实。巴特勒表示，他实际上已经大大削减了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使用的情报数量，一方面是出于对本机构名誉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出于保护“多边裁军活动之独立性”的需要。他承认，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偶尔会直接向本国政府汇报工作，但是他断然否定这个机构已经被美国控制，指出里特的指责“本质上很荒谬”。[23]然而很清楚的一点是，巴特勒对于伊拉克的看法以及对萨达姆政府的意图有着很明显的成见。在罗尔夫·埃克乌斯于1997年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首任主席的位子上退休之前，他已经报告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解除伊拉克生化武器的使命将要完成。理查德·巴特勒不同意，因为他一向认为伊拉克没有披露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于1998年12月15日向安理会递交的报告中，描述了伊拉克是如何如何不予合作。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他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有失公正。
巴特勒的报告为1998年美国搞代号为“沙漠之狐”的轰炸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巴特勒递交报告的当天，美国建议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出于安全考虑而撤出其核查人员，这清楚地表明美国似乎已经提前得知了报告的内容。巴特勒于纽约当地时间12月15日半夜时分下令撤出核查人员。及至次日核查人员一梦醒来之际，撤离工作已经结束，成了既定的事实。
这时，我已经接替布利克斯，出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维也纳当地时间12月16日一大清早，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电话是约翰·里奇打来的。他是美国派驻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名口碑很好的代表。里奇告诉我，他的政府建议立即撤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核查人员，而且提到巴特勒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行动了起来。由于在后勤支持方面对后者存在依赖性，我们除了离开伊拉克之外别无选择。
同里奇谈话之后，我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打了个电话。他当时正在摩洛哥访问。我把他从梦中吵醒，讨论了巴特勒的行动。我很震惊，因为安南并不知道这个撤离核查人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