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们不能将我上一段文字所谈的，归结成我反对政党的存在：我本人是它们当中的一分子。读者们不应认为我憎恶国会或者它们的成员：我希望它们在各种事情上，都能运作得更为顺畅、更负起责任。读者也不应以为我是那种天授神奇药方的创造者，能够让人民从此以后免于受坏政府统治之苦，或是在各种很少能解决问题的选举上浪费时间：我只是拒绝接受现行的民主模式会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里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样的想法，在我的心目中是扭曲而没有条理的，也是那些特定政客们（不一定总有良善初衷）普遍想要采用的，他们以这种方式，加上对社会发展的谬误承诺，只是用来遮掩真正驱使他们的自我本位和残忍野心罢了。我们明明喂养着这些祸害，却表现得像是发明了一种万物通用的万灵药方，能够治愈在这星球上六十亿居民的身体与灵魂：服用我们这副民主灵药，一次十滴，一天三次，你就能永远欢乐下去。而真相是，真正而且唯一致命的罪孽，就是伪善。
2008／10／09
上帝与拉辛格
上帝会怎么看待拉辛格[17]呢？上帝会怎么看待由这位拉辛格宗座所主牧的罗马天主教与使徒的教会呢？据我所知（我还宁愿知道得少一些），目前还没有人胆敢提出这样离经叛道的问题，或许是因为老早就知道，提问人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能得到答案。如同在整整十五年前，有一次我在一段形而上的徒劳探索当中所写到的：如果神是宇宙的亘古寂静，那么人就是赋予这个寂静以意义的那一声哭啼。这句话是收在《兰萨罗特岛记事本》这本集子里的，已获得邻国的神学家们多次摘引，他们都十分仁慈宽容，才会去阅读我的作品。当然，若要认定拉辛格或是教会，已经由教皇尝试着从预料之中的死亡里拯救出来——无论是从饥饿里拯救出来，还是由拒绝聆听救恩，以及失去信仰作为根基的罪恶当中拯救而出，那都将必须证明有所谓上帝的存在。除去圣安塞尔姆（Saint Anselm）曾经提供过若干假定的论据以外，这是一项最难达成的使命；即使连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也曾告解道，想要尝试去阐释三位一体论，有如“以水桶尽罄汪洋之水，倾注于砂粒之孔洞中”那样困难。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应该要感激拉辛格，理由是这位教皇最近屡屡表现出对天主教信仰脆弱情势的关心。人们不上教堂做弥撒，不再相信教理，并且以父辈时便形成的偏见，作为精神生活基础的行事准则，而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同样如此。这样的变化，是和许多银行家，在早先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那个年代所同时发生的。银行家们都是严守教义的加尔文教派信徒，每个人无不尽其所能地积蓄财富，作为他们在个人和职业上正直的证明，以抵挡各种次级房贷（subprime）的魔鬼诱惑。但我为何笔锋突转，从一开始的哲学性超验主题，转变成介绍当代银行家的不法行为（这是客气的说法）以及批判？因为最近圣公会在罗马举行教职人员会议，这个议题多少有些辩证性质。这不是我的本意，也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如果我有的话。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拉辛格身上。这位聪明练达，并且在梵蒂冈内外都十分活跃的拉辛格，曾担任过教会信理部部长，能够担任此职，即接任教皇圣座的预兆，而信理部从前为人所知的名称，就是宗教裁判所。某些事物降临在拉辛格身上，这些事物或许并不需要由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负起责任，在这里我们理当尊重他的信仰，但同时也对他那种中世纪的思考不敢恭维。教皇愤慨于世风日下，对于教会放弃信仰感到受挫折，于是他在弥撒中开了尊口，与同来做弥撒的教会圣职人员一起，发表了如下粗暴的言词：“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要被迫承认，基督信徒这种轻信反复、疏远疏离的情况并非特例。其结果是，上帝虽然从未收回他所允诺的救恩，却必须频繁地仰赖惩罚。”在我的村庄，人们总是习惯说，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的，既非棍棒也不是石块，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担心害怕另一次大洪水的降临，把所有的无神论者、不信上帝存在者、世俗主义者一举淹没，稍带一并收拾那些在精神层面上破坏秩序的捣乱者。不过，神的旨意无边无涯，又难以测知，所以说不定现任的美国总统也早已经名列在专为我们而行的惩罚之列。只要上帝愿意，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当然，这要在他真的存在的前提之下。如果他并不存在（或至少他从未对拉辛格垂训），那么上面说的，都只是一些故事，不再能令人害怕。他们说上帝是永恒的，而他有的是时间处理万事万物。或许他是永恒的，只要不抵触教皇，我们非常能够容许永恒的上帝，只不过，他唯一永恒的，便是永恒的不存在。
2008／10／13
爱德华多·洛伦索
1991年，我顽固地积欠一笔爱德华多·洛伦索（Eduardo Louren o）[18]的债务，至今已经过了整整十七年了。这笔债有点儿特别，因为虽然对爱德华多这个债权人来说，不曾忘怀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对我这个债务人来说，竟然从来没有否认过这笔债，这也违反我的本性。然而，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假装遗忘我的这笔欠债是事实，那么也该说，爱德华多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头，用上他策略性的沉默，好让我中计，因为他时不时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说：“那么，那些照片到底怎么样啦？”我的回应总是一样：“噢，拜托，我一直太忙了，但是最糟糕的是，我还没有把它们的冲洗复本寄出去。”而他，每次也和我一样老套地回应：“总共有六张照片，你留下三张，剩下的给我。”“不，这样太荒唐了，你应该全部拿去。”我回答得十分虚伪，总是装得宽宏大量。好了，现在是该我来解释这批照片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了。他和我当时在布鲁塞尔参加欧洲文化艺术双年展（Europalia），我们像其他好奇的人们一样，徜徉在各展馆间，并且对美不胜收的参展项目品头论足。奥古斯托·卡布里塔（Augusto Cabrita）[19]准备好相机，全程陪同我们，以便随时捕捉不朽的一刻。至于他所期待的时刻，是不是当我和爱德华多·洛伦索站在那片巴洛克风格的绣毯背后，所呈现出的那种历史感或神秘感场景？我实在不大清楚。卡布里塔指挥道：“来这里。”身边散发着摄影师们在场所具有的强烈气场，我能够想象，这是他们认定的相当重要的场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到底心中有什么样的小恶魔，让当时的我不把这么隆重的场合当一回事。我开始拉直爱德华多的领带，然后又异想天开地认为，他的眼镜不该这么戴，努力想找出更适合的位置摆上，结果眼镜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挪窝。爱德华多和我开始像小男孩那样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奥古斯托·卡布里塔赶紧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上述这些，就是照片的由来。几天以后，奥古斯托·卡布里塔（他在两年后去世）把照片送来给我，他觉得这些照片在我这里一定可以获得妥善的保存和照顾。它们的确是被保管得不错，或者不算是全然的保存不良。但是，正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它们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我开始撰写小说《所有的名字》（All the Names）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觉得，没有人比爱德华多更适合担任在发布会上正式介绍这部小说的人选，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么认为。我把这个盘算告诉他，他真是个好人，当即便爽快地答应了。新书发布会当天，奥蒂斯酒店（Altis Hotel）最大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而爱德华多·洛伦索却毫无音讯。你可以感觉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说到可能有事情发生，我们这位伟大的评论家可是出名的运气不好，他可能是跑错饭店了。这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幸，后来，爱德华多终于赶到会场，用世界上最冷静的语调向大家宣布：他把讲稿弄丢了。当场，众人便发出“噢……”的惊恐声，不过，这当中可没有我。当时，我对他有个一直让自己灵魂不好受的可怕猜疑，觉得爱德华多·洛伦索是想借着这次机会，为照片那档子事报一箭之仇。我错了。不管有没有讲稿，这位老兄的表现还是一样棒。他先以若干想法作为开场，然后用一种误导人的神态，评估这些构想，仿佛是一个人在思考着不相干的事情：先让某几个想法搁在一边，以便再次审思；在一个无形的托盘上布置其余的构想，让它们自身发展出必要的内部联结，并且和其他被证明比第一次被提到时更有价值的构想，互为联系。最后的结果，如果能够允许我用譬喻来形容的话，简直就像是大巧不工，浑然天成。[20]
我的欠债日渐增加，扩展得比臭氧层的空洞还要大。岁月流逝，直到——永远有一个“直到”告诉我们，船到桥头自然直，仿佛时间在历经久候之后，已经失去耐性。这件事情，在我最近读到爱德华多·洛伦索的一篇论文《无法追忆或者时间之舞》（On the Immemorial or the Dance of Time）以后，很能说明这一点。这篇论文刊载于《葡萄牙文学与文化研究期刊》（Portugu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第七期，由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出版。对这篇杰出非凡的作品进行内容摘要，是对它的一种无礼冒犯。我会节制自己，并且向各位读者担保：我终于开始处理这批闻名天下的照片，爱德华多在几天后就会收到冲洗后的复本，并且附上我们最崇高的友谊，和我最深切的敬慕。
2008／10／14
若热·亚马多
许多年以来，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21]想要成为（而且也深谙如何成为）巴西的喉舌、巴西的意义，以及巴西的欢乐。并不是经常有作家能够像他这样，成为整个民族的一幅肖像和一面明镜。在这个国家之外，有非常大一部分的阅读世界，在他们开始阅读若热·亚马多的作品时，才展开对巴西的认识与了解。而许多人在若热·亚马多的书里，惊讶地找到了关于巴西社会复杂、异质性格最清楚确切的证据，这种性格不只存在于种族的构成中，也存在于文化的层面上。从前那种广义而刻板的观点，认为巴西可以机械式地化约成白人、黑人、黑白混血（mulatto）和印第安人四大族群（虽然还不是很彻底，但是已经被更为进步的观点所更正了，这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各层面热烈互动、交流的缘故），在若热·亚马多的作品中，受到最严肃，也是最令人愉悦的驳斥。原先我们并不晓得早期葡萄牙移民的情形，对于德国与意大利的移民情况（来自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的规模）也一无所知，正是若热·亚马多，将这个我们所知不多的主题，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你是通过欧洲人那双受限于狭隘、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眼睛，来看待吹抚过族群丰富多元的巴西文化的这一阵清风，你将永远无法置信。事实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到当下，一群又一群的土耳其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以及每一位移民，离开他们原来的国家，将他们的身体与魂魄搬到这个诱人又险恶的黄金国度（El Dorado）——巴西。若热·亚马多在他的书里敞开大门，欢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