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1
左派何在？
三四年前，我接受了一家南美洲报纸的专访，大概是阿根廷的吧。我说出了一个自以为随后会激起不快、议论，甚至会引发丑闻的观点，结果，是我太天真了。我以为这个宣示激起的反应，会从地方左翼团体开始，然后持续发展，谁知道不可能呢？像涟漪一样，层层往外扩散直达国际媒体——至少那些身为所谓左派附庸的政治、贸易联盟，或者文化机构会有所反应。那家报纸一字不漏地刊登了我的观点，包括所有的粗话，连脏话骂娘的字眼都毫无回避和修饰：“左派对于他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一点他妈的想法都没有。”
对于我蓄意而为的挑衅，左派的反应是冰冷至极的沉默。比方说，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这个我早年曾经参加过的政党，从他们的防御栅栏里跳出来驳斥我所说的话，甚至连只是争论我的用语是否有欠得体、得不得当，也都没有。就这一点来说，各国那些执掌政权的社会党更是如此——我特别要指出，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党——他们根本没考虑过，是否有必要责令我这位胆敢向恶臭的冷漠沼泽丢石头、对他们放肆痛诋的作家，发表澄清声明。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安静得不得了，宛若一座供蜘蛛与尘土栖息的意识形态坟墓，舍此别无他物；又或者像是古老的骸骨，不成一副完整遗骸的残肢断骨。一连好几天，我感觉自己被排除于人类社会之外，仿佛我身上带有瘟疫，又或者像是我罹患了心智硬化症，说话不能再条理分明。最后我甚至想，在那些一直保持如此沉默的人们心中，可能遍传着这样一句怜悯的话：“可怜的老东西，在他这个年纪，你还能期待什么？”显然，他们认为我的意见没有值得加以考虑的必要。
时间不停流逝，世界局势也日渐复杂，而左派无论掌权或者在野，持续无所畏惧地停止扮演他们原先所被赋予应有的各种角色。我在同时有了另一个发现：马克思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正确过。当一年以前，那如同癌细胞般扩散的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在美国爆发的时候，试想，无论这些左派在哪里，要是还有一口气在，必定会张开金口说出他们对此事的想法。对此，我已经得出一个解释：左派根本不思考。他们不思考，不行动，不肯冒任何采取实际步骤的风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如从前和现在所正在进行的，直到今天；而左派还是继续他们那懦夫般的态度，不思考，不行动，不冒风险往前迈出步伐。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无礼的标题“左派何在？”不该引起任何惊讶的原因。对于本文标题，我并不建议任何答案；我为了自己从前的诸多错觉，已经付出了至高的代价。
2008／10／02
家庭里的敌人
不管天主教会试着用多少温和的措辞来粉饰太平，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欺骗，当前的家庭正面临着危机，这大概是没有人敢否认的事情。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许多所谓社会与家庭共生的传统价值，已经跌到了谷底，而连带拖累的是原本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高度冲突的社会里，抵御持续而来的攻击的那些价值观。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今日的学校中，就是那些世代绵延的旧日学校继承者为了弥补家庭教育失败而默默竭尽心力（我找不出更好的措词）。学校是瘫痪的，充斥其中的，都是矛盾与错误，并且持续被实际上并非教育学方法的理论所误导，那些理论不外乎是传递一些时代潮流，或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业余实验。它们注定要失败，因为规划它们的人，本身就十分缺乏知识上的成熟度，没办法提出或是回答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正在试着制造哪种公民？”
这样的社会景观并不美丽。奇怪的是，我们那些多少还算是称职的统治者们，似乎不怎么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来担忧这些问题。或许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这都是些放诸四海皆然的问题，那么无论何时能找到解决之道，也必然对所有人一体适用。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看来已经拿暴力作为沟通互动方式的社会。这种来自我们人类血液里遗传的侵略行为，有时候我们以为已经设法由教育加以约束了，却在过去二十年间，从我们体内深处野蛮地迸发出来，还宣称自身正确，遍及整个社会；这是由一种怠惰的模式所诱发出来的，这种模式放弃原先以享乐主义作为消费者的先决心态，而改采用暴力：首先是电视，每分每秒、日日夜夜，都可看到堪称完美的假血浆从电视里迸流出来，接着是电子游戏，像是在教导人们彻底褊狭不宽容与完美残酷的操作手册；然后，因为上述这些彼此全都相互联系，一下子大量涌出的情色服务广告，广受所有报纸的欢迎，还包括那些立场稳健得多的报刊，它们同时在社论栏（如果还有社论的话）里塞满了关于社会该如何行事的伪善指示。我是否夸大其词？那请解释给我听，下面的情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有许多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感到害怕——那些可人的青少年、我们未来的希望——在父母们对他们发出越来越令人厌烦的不理性要求时，打从说“不”这个字眼起，受辱的暴怒，脱序的行为，侵犯的举措，顷刻间便都宣泄而出。无须怀疑，上文我所说的“侵犯”，指的是身体上的冒犯。许多父母在自己的家宅里，豢养着最可怕的敌人：他们的孩子。鲁文·达里奥（Ruben Darío）[14]颇为纯真地写道：“青年是上天所赐予的财宝。”换作在今日，他就不会这么写了。
2008／10／06
论费尔南多·佩索阿[15]
他是个通晓文字、懂得写诗的男人。他鬻文为生，用文字换得美酒与丰馔。他天生禀赋诗思，宛若开天辟地头一遭，就是要当诗人。这起于他称自己为费尔南多，一个和其他人一般无异的小人物。有一天，他想起来了，要宣告一次迫在眉睫的、超级卡蒙斯式（super-Cam es）的登场。这个卡蒙斯可比之前那位本尊显眼得多，不过，既然他是个公认为谨慎的人，惯穿一袭宽松的亮色长袍、蝴蝶领结，还戴着一顶无羽毛装饰的帽子，于多拉杜斯街（Douradores）穿行而过，他可没有说，这位超级卡蒙斯，实际上就是他本人。毕竟，超级卡蒙斯再怎么样，也无法凌驾前头那位本尊，他只能等待着成为费尔南多·佩索阿，一个仿佛葡萄牙人之前从未知晓的奇才。他的一生自然也是由每一天积累而成，而我们知道，尽管每一天看起来都很相像，但是日子从未重复，这就是为什么当费尔南多经过一面镜子前时，匆匆一瞥，看见镜中有另一个人，他却丝毫不惊讶的原因。他以为那只是像平常一样，是自己不留神、一时眼花的错觉，或是因为刚才喝的那杯白兰地（eau de vie）[16]，搞得自己头晕脑涨。但是，他谨慎地倒退一步以便确定——以为就像以往所认定的，镜子会映照出某物而并未出错。然而这一次，确实出了问题：镜子里头有个男人正在打量着他，而这个男人可不是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个男人个头儿稍矮，面庞有些黝黑，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费尔南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上唇，然后像个孩子般吐了口长气：他的胡须还在脸上。透过镜子里映照出的影像，人们能想象出许多事情，但是决不会想象镜中影像会说话。而因为费尔南多和显然不是他本人的这位镜中人，不会永远这样一直望着对方下去，费尔南多·佩索阿开口了：“我叫里卡多·雷伊斯（Ricardo Reis）。”镜中人微笑颔首，并且消失不见。接下来一小段时间，镜子里空空荡荡，然后又有影像显现：一位瘦削、苍白的男人，仿佛是初来乍到这个世界那样，在镜子里望着他。对于费尔南多而言，这男子必定是方才率先出现的那位；然而，他却不做任何评判，只说：“我叫阿尔贝托·卡埃罗（Alberto Caeiro）。”镜中人并未微笑，只微微点头表示同意，随即就离去了。接下来，费尔南多·佩索阿屏息以待，因为他听人说过，凡事有二就必有三。第三个镜中影像在几秒钟后来到，而镜中人是出现的这几位男人里头，看来健康较佳的一位，有种清楚明确的神态，表明他是一位在英格兰受过训的工程师。费尔南多说：“我名叫阿尔瓦罗·德坎波斯（lvaro de Campos）。”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等到人像从镜面消失，自己就先离去了，大概是厌倦了在这么个空间、时间里，扮演这么多人吧。当晚，离天亮还有几小时的时间，费尔南多·佩索阿醒来，好奇阿尔瓦罗·德坎波斯是否还留在镜中。他起身揽镜自照，发现只照出自己的脸庞。于是他说了：“我的名字叫作贝尔纳多·苏亚雷斯（Bernardo Soares）。”然后又回到床上去。正是在想出上述这几个名字以后，费尔南多认为属于他的荒诞时代也来临了，所以他写出了世界上最为荒诞的情书信札。他在翻译和诗作上有了一日千里的成绩，然后，他便死去了。他的朋友老早就对他说，还有似锦前程在等着他，可是他没办法相信他们——事实上，就是因为毫不相信朋友所言，以至于他不公平地决定，要在他人生的精华时段死去，也就是在四十七岁这年，如果你可以相信这档儿事的话。在临终前的某个时刻，他向人索讨眼镜：“把我的眼镜拿来。”这就是他最后的、正式的遗言。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尝试弄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索讨眼镜，这个临终遗愿，就这样被忽略，或是遭到鄙夷；不过，在他生命结束前，想要讨一面镜子，看一看里面有谁，倒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时间匆促，他没来得及完成心愿。事实上，当时房间里甚至没有镜子。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一辈子从来没弄明白他到底是谁。不过，多亏了他的疑问，我们能够设法对于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
2008／10／07
另外一面
当我们没在瞧它们的时候，事物会是什么模样呢？对于每日思考这个问题的我来说，并不是那么荒谬，这也是我孩提时经常问的问题，不过只是问我自己，而不去问父母和师长，因为我猜想，他们会对我的天真莞尔一笑（或者因为我更激烈一点儿的看法，嘲笑我的愚笨），然后给我那个不能说服我的标准答案：“当我们没在看那些事物时，它们就是我们瞧着它时的那个模样。”我总是觉得，事物在任何独处的时刻，会是另一个模样。稍后，在我到了自负又傲慢的青少年阶段，并且以这种性格来评判童年时期发生的事物之时，对于这个在童稚时期折磨我多年的形而上的疑问，我以为已经找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如果你能够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架设好一台摄影机，并且自动拍摄影片，靠这个办法，你就可以在事物察觉不到时，捕捉它们的真实形态。当时的我，忘记事物比起它们看起来更加聪明，而且不会允许它们自己这么轻易就中计上当：它们非常清楚，在每一具摄影镜头里，都埋伏着一双人类的眼睛……除此以外，就算摄影设备可以狡猾地捕捉事物的真实面孔，它们仍然有视觉、机械、化学或者数字系统拍下的影像纪录所无法到达的另外一面。而这个被隐匿起来的另外一面，在最后一刻，会被很讽刺地找到，也就是在被摄影的事物转变成它的秘密层面，它孪生的黑暗姊妹时。当我们进到一间完全沉浸于深深黑暗的房间，并扭亮灯光时，黑暗便消失无踪。所以，我们应当自问：“黑暗到哪儿去啦？”这样问并不奇怪。而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黑暗哪儿也没去，它就是光亮的另一面，那神秘的另外一面。”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没人早点儿告诉我这个答案，真是遗憾。在今天，光明与黑暗，黑暗与光明，相倚相生，我将全然知晓。
2008／10／08
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许多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民主政治的用途是多么渺小，不管其内部体制运作看来多么优良、稳定，假使它并非建构在有效率并且实在的经济民主，和同样不稍逊色的文化民主基础之上，仍将是徒然无用。今天，像上述这样，对过去的特定意识形态表达关切看来是迂腐陈旧的老生常谈，不过，民主的三大要素是政治、经济、文化，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其繁盛的高点，作为一种理念，代表未来、最能激发起热情的公民旗帜，在近来的历史中，能够一贯地启发良知、唤起意志并且振奋人心；要是我们无法体认这一点，就会对历史的事实视而不见。时至今日，经济民主的理念，已经因其本质的磨耗，不堪使用而惨遭放弃，被轻蔑地抛入公式的垃圾堆里，让道给了靠下流手段获胜的市场机制，甚至在其金融核心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之时，也还是如此；与此同时，文化民主的理念也惨遭一种疏离而工业化的大众市场文化所替代。我们不是在进步，我们正在走回头路。而更荒谬的是，我们错误地认为民主便只限定在所谓政党、国会和政府这些计量的数字与机制的运作，丝毫不去注意它们的实质和内涵，并且放任它们扭曲、滥用选票所赋予它们的位置以及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