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19
贝卢斯科尼和他的企业
根据美国的《福布斯》（Forbes）杂志报道，全球财富巨子，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名下的财产，有近一百亿美元之多。当然，他赚取这些财富是光明正大的，虽然也不是全无他人的赞助，比方说，包括我本人的赞助在内。我的作品在意大利是经由埃努迪书屋（The Einaudi publishing house）出版的，而这家出版公司，就是属于前述的贝卢斯科尼旗下，所以想必我让他赚了一些钱。诚然，比起他的金山银海，这些钱不过是涓滴细流，但至少能让他一直过着雪茄烟不离手的日子，然后认定贪腐不是他唯一的罪恶。除了公众所知以外，贝卢斯科尼，这个在意大利被称为“骑士”（il Cavaliere）的人，我本人对他的生涯和各项惊人事迹，所知不多。让这位仁兄一而再，再而三登上总理宝座的意大利人民对他的了解，想必比我清楚得多。好吧！就如我们时常听到的，人民当家做主，而且还不只是当家做主，人民同时也是睿智而精明的，特别是自从公民持续行使民主的各项权利以来，使得他们对于政治如何运作，以及怎样获取权力，确实学习到一些有用的东西。这表示人民非常清楚当他们投下神圣的一票时，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既然我们正在谈论意大利而不是别的国家（虽然这种情形，其他国家迟早也会有），那就拿意大利人民的特殊例子来说。很明显的，意大利人对贝卢斯科尼的感情，完全不受任何道德秩序的考虑所左右，这一点已经获得了三次证明的机会。真的，在这块孕育黑手党和克莫拉（Camorra）[4]的土地上，就算事实证明总理大人可能是个罪犯，那又如何？在一块公理正义从未享有过声誉的土地上，如果总理大人取得法律的许可，保障他自己的利益，并且使他本人的滥权与扩权免于受到任何的惩处，又有谁会在意呢？埃萨·德·克罗兹（E ɑde Queiroz）[5]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对一项制度或机构施以嗤鼻的讪笑，那个机构就会轰然瓦解，化为碎片。但那是从前的事情了。最近贝卢斯科尼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导演奥立弗·斯通（Oliver Stone）的电影《小布什传》（W.）在意大利公开放映，对于这件事，我们要怎么说呢？难道这位“骑士”的权势，已经到了可以一手遮天的程度吗？尤其是既然我们已经多次认识到，即便我们对着奎里纳勒宫（Quirinale）[6]送上了嗤鼻冷笑，它依旧屹立不倒，那么像查禁电影这样的愚蠢之举，为什么还做得出来？我们的愤怒或许是正义的，但是我们在此必须要致力于理解人心的复杂程度。《小布什传》是一部抨击小布什总统的电影，而贝卢斯科尼，这个可能有着黑手党头目般心肠的男人，则是这位美国现任总统的友人、同志兼好搭档。他们彼此互利，狼狈为奸。而如果意大利人民第四次把贝卢斯科尼送上权力的宝座，并无任何好处。到时候，就不再有笑声足堪拯救我们了。
2008／09／20
普利亚纳斯公墓
或许是七八年以前，有一次，一位里昂来的男子找到了我和皮拉尔，他的名字叫埃米利奥·席尔瓦（Emilio Silva），他请求我们对他正在着手规划的一项工作给予支持：找寻他那在西班牙内战初期，遭到佛朗哥党人刺杀而殒命的祖父遗骸。他向我们要求的，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他的祖母业已表达心愿，希望能寻得祖父的遗骸，举行一场庄严的葬礼。埃米利奥·席尔瓦并不将这些话，当作是他高龄祖母悲苦的遗愿，而是看成祖母给他的一道命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实现。上述这些，是接下来迅速蔓延至整个西班牙的大规模活动的第一步：从壕沟与深壑里，挖掘出成千上万受到法西斯分子仇视而遭杀害、掩埋的牺牲者遗骸，一一辨识他们的身份，并且将遗骸送到家属的手中。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并未受到所有人的支持。应该在此一提的，是西班牙的政治和社会右派——当这项工程已经成为令人惊骇的现实，当这些为了忠于自己的理念和共和国的合法性而牺牲生命的人们的骸骨从地下被翻找出来时，他们一直试图阻止。让我在这里介绍一个名字，作为我对许许多多献身于这项工作的人所致以的一点象征性的敬意，那就是安热尔·德尔里奥（ángel del Río），我的内兄，他将一生中最富精力的时光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包括撰写两本专著，研究在报复行动当中失踪与遭到杀害的人们。
不可避免的，有件事情将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亟待完成事项，即抢救费德里科·贾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遗骸。他和其他上千具遗体一样，被葬在格拉纳达省（Granada）的维斯那（Viznar）山谷中。这位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现在正躺在这片沙漠之中；在这个地方，我们几乎可以确认是洛尔卡这位《吉卜赛叙事诗》（Romancero Gitano）的作者葬身之处，同时也是另外三位被射杀之人的埋骨之所——名叫迪欧斯科罗·加林多（Dióscoro Galindo）的小学教师，以及给斗牛挂上响铃、给斗牛士做助手的无政府主义者，华金·阿尔科拉斯·卡韦萨斯（Joaquín Arcollas Cabezas）和弗朗西斯科·贾拉迪·梅尔加（Francisco GaladíMelgar）两位。可是，奇怪的是，贾西亚·洛尔卡的遗族一直反对发掘他的遗骸。或多或少，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他们的争议所涉及的是我们能称之为社会观感的问题，例如媒体的不健康、淫猥心态，还有对于挖掘出骷髅的期待。上述这些理由，无疑都值得尊重。可是，如果我能够对这件事情讲些什么的话，在今天，这些都无法与一个素朴的愿望相比——迪欧斯科罗·加林多的孙女在接受广播节目访问时，被问到如果祖父的遗骸被寻获时，希望能将其归葬何处，她回答，将带着祖父遗骨“到普利亚纳斯公墓去”。在此，我应该解释清楚：位于格拉纳达省的普利亚纳斯，就是加林多昔年工作之处，也是今日他的遗族仍然居住之乡。书本中的一页页正要被翻过去，而属于生命的篇章则否。
2008／09／22
阿斯纳尔，神的传谕者
我们可以轻易安枕入眠：全球变暖并不存在；这不过是一项环境生态学者的恶意发明，是他们“威权倾向意识形态”战略的一部分。上述这些，是由全球变暖这个全球政治与普世议题的宿敌兼观察者——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María Aznar）[7]所界定出来的。我们的生活，与这位仁兄息息相关。无论有朝一日，北极圈是否可以栽植花朵；无论巴塔哥尼亚（Patagonian）冰河是否正在人们每回的叹息声中消融减退，并且造成地球温度每次都略微上升一点儿；无论格陵兰岛是否已经消融了很大部分的土地，无论干旱和毁灭性的洪灾是否已经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无论在一年的各个季节中，是否已经越来越没有差异。假如卓越的圣哲，何塞·玛丽亚否认全球变暖并不存在，就都无关轻重，这样的否认，是迂回源自于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的著作里，而阿斯纳尔自己找到一个可以统整制度和科学的美好片段，以此为根据，很快就将公之于世。这种说法，我们已经等着洗耳恭听；可是，我们却一直被一个严肃的质疑所折磨，现在该是交由读者来做决断的时候了：这个有系统地否认全球变暖的态度，它的根据、渊源、来处，到底是什么？这种态度，是否在阿斯纳尔担任人民党（the Partido Popular）的党魁兼实质领袖之时，就已经孕育雏形？当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8]以他一贯严肃又冷静的风格告诉我们，他有位身为教授的表亲——显然，必定是位物理学教授——曾跟他说，全球变暖是胡说八道的时候，这个非常狂妄的声明就只是一个过热的塞尔提克（Celtic）想象所结下的果实，其解释的内容，已经无法去了解。那个辩证的胚胎，现在是教义，是规则，是人民党入党初步守则的附属细则；而在这个情况下，要是拉霍伊不幸地转述他那位教授表亲的话语，那么他那位已成了上帝传谕者的前老板，显然不想错过这个给傲慢的人民再一次教训的机会。
本文所剩下的篇幅不多，但或许还有一些空间能够容纳一个基本常识的简短诉求。既然我们晓得，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已经历经了六七次冰河时期，难道我们就不能再处于另一次冰河时期的开端吗？难道这个可能性，和人类正在进行的破坏环境的各项行为同时发生的巧合，不是和其他那些人类病态层层相掩的例子非常相像吗？请各位思考这件事。在下一个，或者现在刚刚开始的这个冰河时期，冰雪将覆盖巴黎。我们可以放轻松，因为这不会在明天就发生。但是今天的我们，至少有一项职责：不要再为即将来临的冰河时期，推上一把，加快速度。然后，别忘了：阿斯纳尔不过是一篇短暂的插曲，不足为惧。
2008／09／23
传记
我相信：所有我们所说的话语，所有我们所做出的行动和姿态，无论是已经完成的，或者只是个梗概，它们各自与相互之间，都可以理解成一个个非预期的自述之中的离散片段；虽然并非出于本意，也或许就是因为不经意，这些片段却十分真诚可信，与形诸写作、见诸纸面的最细节的生命叙事相比，毫不逊色。每一次我们所说与所做的，尽管缺乏重要性和意义，却不得不成为一种传记式的表达，这种信念曾经一度让我以益发认真的态度提议道，在这世上生活的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或她自己的人生，留下书面的叙事记录，而这些篇幅以亿万计的卷帙，如果到了在地球上没有空间堆放的地步时，应该拿去存放在月球。这就意味着，这座规模庞大、浩瀚无涯的人类存在记录图书馆，首先必须被拆分为二，然后，随着时光流逝，而三，而四，甚至一分为九，这样的认定，是基于太阳系里另外八颗行星，行星上的大气层能给脆弱的纸张提供有利的保护。我会想象：有很多人的生命叙事，写得既简单又谨慎，可能只有六页或更少的篇幅，会被送往太阳系最边远的一颗行星——冥王星[9]存放。毫无疑问，研究人员不会想时常旅行到那里查阅资料。
我确信，当决定构成上述这些图书馆藏书分类标准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将会引发大量的问题与质疑。有些书进入馆藏，而不会引发争议，比如阿密埃尔（Amiel）、卡夫卡（Kafka）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日记[10]，鲍斯威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切利尼（Cellini）的自传、卡萨诺瓦（Casanova）的回忆录[11]、卢梭（Rousseau）的《忏悔录》。此外，还有许多堪与人类和文学重要性媲美的作品，都应该保存在他们借以书写的这颗星球。如此做是为了见证这个世界上在人生逆旅中的男男女女们，留下他们既是为了生活，也为了各种好或不好的理由，所凿刻出的痕迹、存在与影响。这些痕迹和影响已经存在至今，将来也会继续启迪着后继而起的世代。在决定什么书要保留下来、什么书要送到太空去的时候，会引发各种问题，将会开始反映出难以避免的主观价值判断、偏见、恐惧、对于后浪与前浪的同时憎恨、难以置信的借口、迟来的辩解理由等等，每一个在生命中构筑恐怖、绝望以及愤怒的情绪——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人类的本性。我想，不要对这些事情做什么改变，可能会比较好。上述这些我的想法，就像大多数最棒的构想一样，纯属无用。就那样吧。
2008／09／24
离婚与图书馆
最近几年，在两个或三个场合里，三五成群的读者们，在里斯本书展（Lisbon Book Fair）的会场上找到我。令我沮丧的是，他们手上抱着几十本我的作品，都是新书，甫购入手，大多连塑料包膜都还来不及撕去。我向他们之中第一位找上我的读者问了一个似乎是最符合逻辑的问题：他是否在最近，偶然间才读到我写的书，并且（看起来）为之着迷？他回答说，不是，他读我的作品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他最近结束了婚姻，而前妻（另一位我的忠实读者）将这个破裂家庭的图书馆一并带走，追寻新生活去了。然后，就在这时，我突然灵光乍现，赶紧在我的《兰萨罗特岛记事本》里头，匆匆写下数行。按照我当时的描述，离婚对于图书馆数量的增加具有重要性，顺着这个观点研究，会是很有趣的主题。我承认，这个想法是稍微有些不讨喜，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把它搁在一旁的原因，毕竟我不想被指责说，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婚姻不和谐的基础上。我不晓得，也不能想象，有多少对怨偶已经促成了新的家庭图书馆的诞生，而没有损害到原有的家庭藏书。两或三个例子（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无法以偏概全，或者，更清楚点儿说，光凭这几个例子，还不足以使出版商的利润，以及我所能抽取的版税收入有所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