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舫先生，近好！
大作《花旦》读过，早就想写一封信给您，却一直拖到现在。
记得在读《花旦》之前，曾陆续读到相关评论，说实话，由于一种习见的缘故，我当时对这些评论有些不以为然，觉得不过是一些捧场助兴的话而已，但真正读过后，我却认真地审视起这些评论来，其中像吕凯和钟正平的评论，联系小说，觉得是很确当的。昨天和马知遥先生谈及您的小说时，我忽然有了一个很强烈的体会：生活本身是有其魅力的，当这力量真的在一个写作者身上发生作用时，那么他就会纵笔驰骋，如获神助。
下面谈谈我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一群人
应该说，书里面有几个人物让人为之感慨唏嘘，历久难忘。
齐翠花天赋佳丽，身怀绝技，却命运多舛，好像从未过上一天安生日子，让人喟叹不已的是，这样一个受尽欺凌和暗算的人，却在众人眼里成了一个不祥者，最后搞得连她自己也惶惑不解起来，一次次暗问自己是不是“白虎星”。她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性格与进退不能、左右受困的命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丈夫红富贵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他温静善良，又懦弱忍让，明明知道保长红乾仁欺负了自己的妻子，还同意在戏班开业的日子请保长来；明明知道齐翠花两度出走都是被一个叫田大勇的人送回来，他虽心存疑窦，却愿意装糊涂，不猜东疑西，使事情扩大化。他身上的那份苟安和忍让很好地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一面。但他却不仅仅只有忍让懦弱，他还有济危助困，勇于担当的一面，为了能留住妻子，能让妻子高兴，他不大犹豫就卖掉了经营多年的药铺，为妻子购置了一整套戏箱，并勉为其难地亲自登台表演，四处张罗；妻子让土匪抢走了，朋友被关押在大狱里，他东挪西借，凑够盘缠，到县上去找到警察局长，把银子放在人家的桌角上，爬在地上给人家磕头如捣蒜，求局长大人明察，为他的朋友辨冤中屈。所以在小说（上部）的结尾处，当看到红富贵中了子弹，生死未卜时，心里不禁为之一痛，禁不住替他生出祈祷心来。
另外红乾仁也是一个很耐咀嚼的人物，这个土皇上，妄自尊大，淫威滥施，他刚愎、陈腐到可憎，但又似乎有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迫人畏惧他。他很轻易就可以站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而且很容易就可以讲出一套又一套来的，然而最后却在干儿媳王兰香的炕上，被那个走投无路的少妇剪掉了下身，也可谓得其所得，但弱女子王兰香却由此被判了死刑。
还有张百旺、柳毅、红家三兄弟、红立贵和回族老人马长林等人，在读过小说之后，也觉得一下子成了自己所熟识的人。但最让人心动的还是那两个少妇荞叶和王兰香，她们两个都是孝敬公婆，眷顾丈夫，操持家务的能手，但两个却都上吊了，一个真的吊死了，一个活下来却被判了死刑。
更引人深思的还是红星（即丑旦，他在中部开始担纲，渐次成为整部书的脊梁式人物）这个人物。他由幼稚、放荡到省悟、理性的过程，使人一再体会到社会环境对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读来真是感慨良多。
读到后来，也读出一个感觉来，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个个土块变成的，拙朴质直，艰辛度日，但这些土块在暗地里，在隐秘处却像石头一样，悄藏着火焰在里面，他们是懦弱屈己，忍辱负重，但他们也有深情大义，凛然自守的一面，张百旺嗜烟如命，但当秃头狱警在欺辱他之后要给他一颗烟抽时，他却给了那秃头一个漠然离去的背影，在这么一伙习惯于磕头如捣蒜的人中间，这个背影无疑是有价值的。
文化的力量
诚如众多评论所言，《花旦》是一部有着一定文化底蕴的作品。
我对戏剧是不熟悉的，不知道秦腔是否是中国戏剧里最古老的戏种，但不可否认的是，秦腔里寓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些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男尊女卑啊，忠孝节义啊，侠肝义胆啊，都不难在一折折秦腔戏文里觅到它们的踪迹。
我一直觉得与京剧、越剧等相比，秦腔是粗犷、蛮野的，是吼喊出来的，这一次却在《花旦》的一折折戏文中读出细腻与雅训来；觉得这些口耳相传，千锤百炼的文辞里的确是有着一种很朴素但也很洋气的东西，这些文辞一出来，好像就自带了一种音乐和氛围在里面。而且因为这些戏文承传既久，深入人心，人在唱戏听戏的同时，又被戏深刻地感染着影响着，譬如《三滴血》、《墙头记》、《赵氏孤儿》、《铡美案》等等，好像已经逐渐地凝结成了中国文化里最结实的那部分。
还有那些悲怆的祈雨歌、花儿和总是得说，说个不停的仪程：
天上没有一丝儿云，
半年没下个雨星星，
天干火着庄稼没收成，
烫烫土儿烧得我脚面疼。
……
黑鹰么黄鹰打一仗，
闪断了黄鹰的翅膀。
……
上山里种的是麦子，
下山里种的是豆子；
麦趟里尕妹一溜儿，
哪一个是我的肉儿？
……
走了一家又一家。
这是一家好人家；
人厚道，心又善，
保长当了当知县。
……
年兄的社火来路远，
生旦净丑不齐全；
凑凑合合把戏演，
还请亲戚多包涵！
……
人的哀告、祈求、朴素的愿望、美好的追求，都在这些一路走，一路即兴道出的仪程里了。
读着《花旦》，有一种感觉，觉得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些荒村野寨，就在这些几乎连字也识不了几个的农民身上。
仅只是为了给儿子起个名字，红富贵就大动干戈，跑几十里地，又是请阴阳，又是请私塾先生，哪一个都说得红富贵晕头转向，五体投地，好不容易起出一个堂皇的名字来，保长红乾仁却动了肝火，认为其中有一字与自己名字相同，是逆上犯尊之举，最后只好叫成“丑旦”了事，而这丑旦也并非随地捡拾的一个，也是很有着一番讲究的——名字贱了孩子才出息啊。
齐翠花的名字与保长女人李桂花的名字有一字相同，搞得保长及夫人都大为不快，要求她改换掉，当齐翠花执意不更改时。保长的威胁及其夫人的诅咒就到了。
齐翠花戏演得好，观众挂双红以示赞赏，却引起了保长红乾仁的强烈不满，认为男演员那么多，为什么要给一个女人挂红？断然要求这个红重挂。
荞叶儿吊死了，戏班准备为她演一出戏《祭灵》，但戏班最有名的生角柳毅却义正辞严地抗议了，认为《祭灵》演的是刘备祭关张，而荞叶儿不过一卑贱民妇，哪里配得起演这样的戏来为她祭灵。最终确定演了《秦雪梅吊孝》。
还有当灾祸厄运一次次不期而至时，大家都很容易在齐翠花等几个女人身上找原因，而齐翠花们也觉得有什么东西和自己如影随形，她们无法脱尽干系似的。
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存在，深深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意识，使他们在这种文化的阴影里有了一种令人感喟的稳定，有了一种秩序，但他们的心身也因此受到了深深的禁锢和戗害。
更让人头痛又无计的是那些保长、警察局长、县长之流，与其说他们是一种权势，倒莫若说是一种权势文化更为恰切些。正因为权势成了一种文化，被王兰香剪去了阳物的红乾仁才可以一直那样耀武扬威、装模做样，而且大家也需要一个这样装模做样的人，连顽童也知道这人是什么货色后。凡有大事，凡在公众场合，还得去磕头如捣蒜，把这当保长的红乾仁花钱请来，请他赏光，请他立在只有他可以立的位置上给他们装模做样。
红乾仁的阳物被剪掉了，而且是被一个做晚辈的受伤害的女人，我乐意把这看作一个象征。
地方色彩
这是一部洋溢着西海固（乃至大西北）独特滋味的书。
人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处事方式，都会让出身于西海固的人觉得亲切可感，相信也会使别的读者觉到别异和新鲜。我读《花旦》，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结实、辛辣，像西海固的许多东西那样给人一种货真价实感。
而且其中大量方言俚语的运用也是一大特色，像“泼烦”、“扯心”、“松活”、“禳欠”、“跌死绊活”、“嚼牙碴”等等，都是极具滋味和表现力的，有着普通话远远不能替代的功效。
我也一直试图在写作中很好地运用一些方言，但这也是一步险棋，需要知己知彼，需要找一根适当的弦把自己的意思充分地递传过去。
另外您对秦腔及乡间各种仪程的熟悉程度也让我惊讶，我正是从这些方面看出生活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提点意见
曾就《花旦》提过一些意见，但那是在书尚未完全读完的情况下说的，现在能看出那些意见的偏差和不全面来。
我最想提的一个意见是，小说还可以再精炼些，譬如人物对话，虽然话都很实在，但若以精炼要求，是可以删去一些的；还有像到几个地方演戏，都是同样的内容，虽然总是有事情不断地发生着，但难免还是给人一种雷同感，像对戏目的调整，对谁与谁配戏的问题，有必要在叙述上再多一些变化；另外像王兰香两次受红乾仁的欺辱，都以她在梦中察觉到的方式来写。也属一病。
而且小说好像是太逼近生活了，因此牵绊了对人物形象更为成功的塑造，譬如齐翠花，她的自身条件，她的坎坷遭遇。都会把她煅磨成一个有份量的人，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她肯定有所为有所不为，因此我觉得让她去听张百旺小两口的窗子就有些不大合适。另外在下部中，演《霸王别姬》时，让年过花甲的她和比她儿子还小的铁柱子配演夫妻戏，是否合于常理，也足令人起疑。还有她为救王兰香而甘受警察局长的侮辱，对她这样性格的人来说，也属写得不够。总之和红乾仁、红富贵、王兰香、张百旺等一样，这都是很值得一写的人物，像一首曲子总得有个基调一样，无论多么好听的曲子，如若混几个杂音进去，也会让人觉得遗憾的。
拍电视剧
这书由上中下三部组成，听说整套书将在甘肃同时出版，而且有人动意要把它改为电视剧，真算是好消息。
那么多曲曲折折结结实实的情节，那么多勤勤恳恳性格各异的人物，拍成电视剧，一定很好看的。
等着在屏幕上看您的《花旦》。
顺祝一切好！
石舒清
2005年1月18日
（序作者为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