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工商如此繁荣，可是跟历代一样，唐代商人的面孔竟还是模糊不清的。后世研究唐商，从正史之中，几无一人可得，仍然只好从野史笔记或诗文中去寻找足迹。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唐代近三百年，没有出现著名的矿业大富商，与其政策有关，《大唐六典》中规定，凡是天下州县，有出铜铁矿的地方，政府没有开采的，可以任由民间私人开采。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一书中便推断说，“如此，量多质优的富矿必多为政府经营，或者经私人开采而发现的富矿也会被政府收归官营。通常的情况恐怕是私人只能经营零星矿或者贫矿。”其制度的根源正是，由于政府“天然”地拥有资源的所有权，所以它与民间的契约关系便无须对等。
宋人所编撰的《太平广记》中有“治生”类，记录了数位贞观年间的商人故事，其人物个个都很有特色。
其中，定州富豪何明远是经营纺织业的，他拥有绫机达五百张之多，生产规模显然已经非常之惊人――到了宋代，国营的绫锦院也不过拥有绫机四百余张而已。他在中国北方的很多驿站都设有自己的专卖店，专门与国际商人交易（“袭胡为业”），以至巨富。
有一个叫裴明远的，出身河东世族，不过从事的却是废品收购业，他在长安城里大量收购人们弃而不用的废旧物品，转手倒卖，大获其利。有了钱之后，他在西面的金光门外，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一块遍地是瓦砾的荒地，为了清除垃圾，他在地头树一根木头，再挂一个筐，吸引少年子弟拾取瓦片击筐，中者可得一笔赏钱，没多久，地里的瓦砾就被少年们一拾而空。然后，裴明远在这块地里种果树，同时租给牧羊人做羊圈，羊粪蛋正好是果树最好的肥料。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地李养蜂采蜜，增加收入。裴明远的经营手段十分精妙，后来被唐太宗看中，官至中书舍人、太常卿。
还有一位叫罗会的巨商，致富的职业比收破烂的裴明远还不堪，竟是长安城里清除粪便的（“剔粪”）。他家世代以此为业，至于“家财巨万”。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书生到豪华的罗宅做客，问道，“你的生活日子过得这样富裕安乐，为什么还继续从事清除粪便的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答：“我曾停工不干了有一二年，没料想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马逃散丢失，眼瞅着家业就要败落。后来，恢复这一行当后，家道才又恢复过来。”
何明远、罗会等人的故事，往前可以与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雍伯（从事脂粉业）、张里（畜医业）等人相参照，往后则可以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傻子瓜子”等人相呼应，表明在一个民营经济得到鼓励的政策环境下，民间商业的丰富充满了让人惊奇的想象力。
《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一些巨商的故事，他们生活在唐高宗（太宗之子）到唐玄宗时期，当时盛世已历数十年，民间富足，商人骄纵，又出现官商斗富的景象。
高宗时期，在长安怀德坊南门的东边，住着一位胡商邹凤炽，他是驼背，肩膀拱起，后背弯曲，像是骆驼，时人叫他“邹骆驼”。邹凤炽从事零售商业，他的店铺宅邸遍布帝国各地，各地的物产都被他搜罗来，家中金银财宝不可胜数。他曾嫁女儿，邀请朝中大臣参加婚礼，宾客数千人。夜里搭了硕大的纱帐，极为华丽。待到新娘出来时，侍婢围伺，穿罗戴翠，特别美艳之女达数百人之多。众客愕然，不知哪位是新娘。他曾进见高宗，竟开口要买下终南山上的树，估价一棵树一匹绢，他声称：“把山中的树买光了，我的绢也不会光。” （“山树虽尽，臣绢未竭。”）卖树虽然没成，却被天下人所传说。后来他犯罪被流放到瓜州，死了之后，子孙穷困。
史载开元年间，长安城里的富商，如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人，各自延纳了四方的有才之士，朝廷上的很多名僚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每次科举大考，文士们聚集在这些人的家中，时人视之为“豪友”。当时的诗人高适便有诗云：“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如此炫耀斗富、结交权贵，仿佛春秋战国及汉初景象。
【企业史人物】唐诗商人
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时年四十四岁的大诗人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出任司马一职。第二年的深秋月夜，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别友人，突然听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弹奏琵琶，美妙若天籁之音。他陡发感怀之情，因作一首长诗相赠，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弹奏之女原本是长安城里的歌妓，此时则是一位茶商的妻妾。其中关于那位茶商的诗句有四节，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商人入唐诗，这不是第一首，却是最出名的，当然其形象也是最经典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从先秦到南北朝，以商人之“贱”，其形象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即便有罕见的若干首，如《三洲歌》、《襄阳歌》等，也是描写巨富大贾的寻欢作乐。而入唐之后，大有改观，经商活动及商人生活、心态成为了描写的主体，有人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唐代的商贾诗约203首，大约是唐以前商贾诗总量的一百倍，涉及到的诗人共90人。
在这些唐诗中，商人形象大抵有四：
辛苦劳顿——把商人视为一个正当职业，同情他们的谋生艰辛，这是唐人与前代最为不同的地方。
白居易有诗曰：“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谙。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藏镪百千万，沉舟十二三。”与他齐名的元稹行舟洞庭湖上，遭遇巨风，感慨身世而伤及商人，“自叹生涯看转烛，更悲商旅哭沉财。”黄滔作诗《贾客》，把经商比作如在鲸鲵牙齿上行走，艰险非同寻常：“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刘驾作《贾客词》，生动地描写了经商过程中的种种艰辛：“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囊空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忙于逐利——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职业本性，唐诗对经商活动中的细节多有描述。
元稹写长诗《估客乐》，对商人的为利而行、以次充好、六亲不认等等行迹进行了细致描写，诗中写到：“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另外一个大诗人刘禹锡也曾写过一首《贾客词》，在引言中，他就明确说，这首诗是写那些“以财相雄”的大贾：“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心计析秋毫，捶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
勾结权贵——诗人对官商勾结进行了揭露和表达了极大的愤怒。
元稹在《固客乐》中描写商人以“奇货通幸卿”，“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此外还行贿市卒、县胥，使他们对商人“岂唯绝言语，奔走极使令”。从这些诗句中可见，大商贿赂大官，小贾贿交小官，从两京到地方均极盛行，以致州县差科尽归贫下，为弊之深，由此可见。高适的一首《行路难》，写官商勾结尤为著名：“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货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如虎。”
奢侈消费——诗人们描写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
刘禹锡在《贾客词》一诗中写了商人的豪取巧夺之后，继而描写其生活的奢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贷通倖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自无征。”施肩吾的《大堤新咏》则描写了商人在长江大堤沿岸城市寻花问柳的景象：“行路少年知不知，襄阳全欠旧来时。宜城贾客载钱出，始觉大堤无女儿。”张籍在广西游历时目睹当地民众终年劳苦，岁暮无食，“呼儿登山收橡实”，而与此同时，“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唐代诗人豁达天真，触景皆可入诗，生情俱能成句，从他们的诗句中重现出大量的社会实景。
开元年间，国力昌盛，工商繁茂，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当时的经商风尚多有咏诵，李白诗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云阳就是现今江苏的丹阳市，濒临大运河，李白亲见运河两岸广大农村许多人从事商旅。他又有诗云：“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稀”。这是他在汉江游历，想要通过商人给他远在巴东的友人传递书信。张九龄在南昌为官，登滕王阁，看到城内居民有很多人住在楼船里从事水上运输：“邑人半舻舰，津树多枫橘。感别时已屡，凭眺情非一。”储光羲泊舟长江，“所遇尽渔商，与言多楚越”，这表明楚越之人控制了当时长江中下游的捕鱼业。
进入中唐之后，民间经商之风更为盛行，元和诗人姚合有诗记录他在长安城郊所见的景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贞元诗人卢纶有诗记他的友人从军队退役后的生活：“全身出部伍，尽室逐渔商。”也就是说，举家从贾、全村经商的情况在唐代已经不再罕见。
唐代商业与前代相比，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长途贩运业更加发达，历史学家傅筑夫将之视为“近代型商业的端倪”，这一特征从唐诗中也得到了佐证。杜甫有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麻是手工业原料，盐是生活必需品，通过长江航道，四川的麻南运、江苏的盐北输，均由“万斛之舟”承载，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而每当四川盆地因战乱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时，就会“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
《全唐诗》凡900卷，收诗48900余首，共2200余诗人，其中便不乏诗人与商人斗气的典故。其中一则如下：
福建蒲田县有了一个富裕的染布商，为人很不地道，常常喝醉了酒殴打自己的亲哥哥，还把染布的价格抬得很高，有一次，乡里会餐，一个游历经过的书生挤在酒席里想吃“白食”，染布商把他赶了出去，书生大怒，就在白墙上题了一首诗，嘲讽染布商的商品质差价高，商人没有办法，只好抱了一大匹布去恳请书生把诗“赎”回去。这个书生名叫柳逢，诗名《嘲染家》：“紫绿终朝染，因何不识非，莆田竹木贵，背负十柴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