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特务”一词，乃为“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勤务”等类词语的概括与缩写，其本身词字并不具有贬义，而是一普通名词。
据考证，在中国的情报特工界，“特务”一词和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出自1927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来自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属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负责政治保卫与特殊的军事行动工作。这种“特务”称谓完全不含贬义，只是对其工作属性的称谓，该称谓自此开始流传。如1937年1月中共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的《特务须知》文件中就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足以证明其词义的褒义。但到了后来，“特务”一词的含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版的《辞海》将“特务”一词定义为：“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活动的分子。”
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属于政治敌人类。这是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上，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以其服务与服从于专制统治的特征，无限制地扩大与强化了它的超越国家法律约束的权力，而其施虐对象除了政治上的反对者而外，也曾大量和经常性地祸及普通民众，成为集恐怖、凶残为一体的黑暗势力的典型，因而为人们所痛恨与不齿。“特务”一词由此便打上了深深的耻辱印记，其含义也由“指事”扩展到“指人”，被指斥为“特务”者，遂为独裁者统治机构中最为顽固反动而凶残的打手鹰犬，因而必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打击对象。
在中国古代，这一含义的特务机构的历史由来已久，经过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沉淀与积累，及至明代中叶，官方特务组织已发展成为如“东厂”、“西厂”式庞大的特务机关，到清代又得以延续。及至民国时期，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已经堂而皇之地列入国家政权机构，成为其重要的统治支柱与工具之一。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求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笃信。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都不会感兴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够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其暴虐行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普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所谓物极必反。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它刚刚从封建专制的时代脱胎出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封建统治的痕迹，又因为在这二三十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内忧与外患，各种内外矛盾尖锐复杂。因此，历任统治者大多要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务政治因此能在民国时期畅行一时。
民国特务政治及其组织之形成，始于民国北京政府袁世凯统治时期，到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形成了正式的规模，开展了频繁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第二节孙中山对特务工作的态度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好景不长，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权，在内外压力之下，还没来得及施展其执政治国方案，便被迫让出政权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而以袁氏为首的民国北京政府，其本身就是一个脱胎于清王朝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政治集团，同时，袁世凯又是一个军阀，崇尚武力强权统治。
袁世凯对特务组织与手段怀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达到压制民主、确保独裁及最终恢复帝制的政治目的，袁世凯豢养了大批流氓打手进行特务活动，围攻国会制造暴乱，最后甚至派遣特务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特务手段无所不用。袁世凯多行不义的结果自然是逃脱不了自毙的命运，特务暴行并不能使其起死回生。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历经了无数次艰难困苦与失败挫折，为了寻求支持与帮助，获得进行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进行了联络，寻找革命的同盟者。在这当中，他们也曾与国内外一些秘密社会团体组织有过接触与联合。一些革命党人，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之一的汪精卫，都曾用暗杀、爆炸等手段来对付清廷高官，但他们当时的这种行动与所谓特务行为有根本之不同。
由于孙中山在生前并没有获得在一个较长时间内治理完整的国家政权的机会，故而他对于国家情报机关及特务工作，也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系统见解，更谈不上有任何行动指示。相反地，可以明确的是，孙中山先生一向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挟私复怨”，“擅行仇杀”，对其政治对手亦“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认为暗杀等特务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结果定不良也”，表明了一位革命领袖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与作风。
孙中山逝世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以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与北伐军事行动作为工作中心，其所掌握的广州国民政府则尚是一个处在成长阶段的政权，故在特务工作方面亦无建树与可书之笔。
第三节蒋介石对特务活动的认识及亲身实践
蒋介石特务观的形成真正开创了中国国民党特工组织和特务工作历史的，是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政权，蒋介石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开创者与主导人的地位。在他统治国民党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赘生于国家统治机器上的毒瘤，它与一般的情报与间谍机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特别显着的是在对内施行镇压功能方面，国民党特务组织及机构，以其拥有超乎法律与人伦之上的特权与异常行为，直接展现了统治阶级的黑暗层面，并以普通民众为其施虐的对象，成为集残暴凶恶、恐怖专制于一身的黑暗势力的代表，因而为人民大众所痛恨，受到了广大民众、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反蒋派系人士的一致反对与痛斥，但它同时却又以高效及直接的服务而深为专制独裁者所宠信与依赖。
蒋介石为何会热衷于实行特务政治呢？这需要从他的个人性格与所受历史环境影响两方面来寻找原因。
蒋介石早年东渡日本，就读于陆军预备高校，毕业后一度进入高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当兵。从青年时代起，他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影响，在旅日期间曾两度准备赴德留学，“在日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预备，并创办《军声》杂志社……盖力思研究外交与军事，为政治上辟一条途径，勇迈前进耳。”他同时还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十分崇拜。虽然他加入了反清革命，但他对于这场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对他来说“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基于这种思想，蒋介石对“武装力量的培养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这种“尚武”思想与蒋氏倔强固执的性格相结合，造就了他一生的“独裁”与“专制”的作风，在他掌握了国民党大权以后，这种作风随着地位权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而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蒋氏对于强权政治的器重与依赖，为了确保并贯彻他的强权统治，蒋介石一是靠军队，二是靠特工，即从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方面依赖枪杆子与暴力镇压手段来“坐天下”。
蒋介石自己对于特务工作及手法不仅一点也不陌生，而且还“身体力行”，这从他早年刺杀陶成章的经历中便可得以验证。
蒋介石的初次特工体验
1906年，蒋介石在日本东京初次遇见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借助帮会的力量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任命陈其美为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蒋介石对陈的江湖作风及在帮会中的地位十分佩服，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后又结为“盟兄弟”。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于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混迹于上海帮会组织之中。次年1月14日，他奉陈其美之命潜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暗杀了正在这里治病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与陶成章在历史上并无恩怨，只因为上海光复前后，陈其美与陶为争夺革命领导权产生了矛盾，更因为陶成章在孙中山面前斥责陈嫖赌成性，使陈在愤恨之下动了杀机。最后陈其美又因与陶成章抢做浙江都督发生直接争斗，便派蒋介石率杀手，深夜撬门潜入病房，枪击陶氏，弹入左脑而亡。
陶成章被杀一案在国内引起轰动，上海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民众追悼大会，杭州市则万人出动迎接陶氏骨灰回杭。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立即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蒋介石刺陶之后，拿着陈其美给他的丰厚报偿，匆匆逃往日本躲避，直至是年冬，该案风声渐渐平息，这才悄悄返国潜回宁波老家。蒋介石刺陶“一枪成名”，开始了他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活动史，从此现代史书上出现了蒋介石的名字。过去曾有评论说：“刺陶事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的行为。但是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一九二七年政变以后蒋的最大支持实力。”近一个世纪后，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公之于世，“蒋在日记中提到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是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提及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避风头。但蒋还是找到了他……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
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
这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政治上的技巧。”至于他推论孙中山对他刺陶的支持，并无实在的史料证据。
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从充当刺陶杀手而一跃登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
这便注定了他与特工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