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和危机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悄然降临，最让人琢磨不定、心惊胆战的是那种难以辨别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的突发事件。海市城关区区长余二多星期日一大早就遇到了这种性质的突发事件：他被不明身份的两个大汉看押了起来，而且，他没法断定这件事情将会以什么形式、拖多长时间结束，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一大早，余二多提着网球拍，到了华岳山庄，这里有网球场，他想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人打网球，顺便挥上几拍，活动活动筋骨。说他“顺便”还真是顺便，他想得很好，还要到昨天紧急抢修的七十八号供电所看看完工了没有。其实，他知道肯定已经完工了，因为离休老干部们再没有电话骚扰市领导，他还专门打电话找老领导核实了一下，说是供电昨晚上就已经恢复了。他今天跑过来看看的目的，是要检查一下施工现场清理干净了没有，市里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对余二多这样的区级领导来说，比书记、市长的脸有没有洗干净了更重要。书记、市长的脸有没有洗干净没人管，管不着，也不敢管。环境卫生搞得好不好却是关系到余二多身家命运的大事。创建运动开始以来，市委熊书记、市长郑洪生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嚷嚷：各区、各街道、各居委会坚决实行环卫一票否决制、一把手责任制，哪个地方的环境卫生拖了创建文明城市的后腿，哪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就要摘帽子、换地方。所以，余二多不敢掉以轻心。
尽管这样，这个活也用不着他堂堂区长亲自干，他之所以要亲自干，原因倒也不复杂：容易给老婆请假，顺便到华岳山庄打打网球。余二多是个好人，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唯一的业余爱好也就是打打网球。开始创建运动以来，原来就已经排得满满的工作日程又加上了创建工作，忙得他放个屁还没砸到脚跟，人就已经又换地方了。几个月了，根本就没有机会满足业余爱好，昨天发生的停电事故，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
昨天，也就是星期六，一辆工程车撞坏了七十八号供电所外面的一个配电箱，导致城关区部分区域停电。这本是一桩普普通通的偶发事故，根本麻烦不到他堂堂区长。然而，这个配电所负责给洪文小区三号大院和华岳山庄供电，这两个地方都是关键部位，那是绝对不能停电的。三号大院是供养离休老干部的干休所，华岳山庄是海市市委、市政府的接待处所。这两个地方停电，就像捅了马蜂窝，离休老干部们的电话快把市领导逼疯了，华岳山庄有自备的应急电源，可是也只能维持几个小时，华岳山庄正在接待重要客人，如果不能赶在自备电源有限的供电时间内恢复供电。“你就马上写辞职书让位。”这是正在华岳山庄陪重要客人的市委熊书记通过电话亲口对余二多砸出来的狠话。
本来这件事情不能怪余二多，事故地点虽然在余二多当区长的城关区，可是管电的是供电局，肇事责任者是城建局，板子之所以打在了余二多屁股上，是因为供电局和城建局又扯上了皮。供电局说撞坏配电箱的工程车归属城建局通下水道的市政管理处，所以必须赔偿，没有分清责任、赔偿损失，并且接受处罚，供电局不能负责。供电局说的“负责”就是抢修。城建局说责任在供电局，他们修建的配电室没有经过城建局审批，违章用地，而且位置也太靠近马路，不符合城市建设安全标准，必须承担责任、接受处罚。
两家扯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边离休老干部不停地折磨市领导，这边华岳山庄不停地告急，最后市委熊书记把板子打到了余二多的屁股上。熊书记也有道理：事情发生在余二多的地界上，他不管谁管？余二多无奈，赶紧亲自带了一帮城管、民警，跑到区供电所，几近拘押般的弄了几个电工，电工慑于余二多的淫威，满心不高兴，提出要挖掘机、起重机、高空施工车，余二多对电工提出的要求一概满足，千方百计从正在建造的中心商厦工地调来了电工提出的那些施工机械，总算把电给通上了。
余二多打着查看供电所抢修善后兼找机会打网球的如意算盘，来到了七十八号供电所。现场地面洁净，就像他家的地板一样，周边绿化带也非常绿、非常美，跟他老婆用花花草草装点起来的凉台一样。这是他亲自安排区政府机关干部加班劳动收拾出来的，本来应该由供电所工人自己弄清爽，可供电所工人不归区政府管，被押解到这里干活浑身上下都是对抗精神，张口要各种施工机械，余二多费了老大的劲给弄来了，其实啥也没用到。活刚刚干完，电刚刚通上，工人就声称接到上级指令，一哄而散。
看到一切正常，余二多放心地来到了华岳山庄的网球场，又有些失望，没人陪他打。于是他自己开始练习，左一拍子、右一拍子地过干瘾。网球那东西打起来动静挺大，梆梆梆的，就像有人敲破筐，回撞在铁丝网上，又像是在敲破锣。刚刚玩了一会儿，两条大汉就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二话不说，一把抢过余二多的球拍，毫不费力地在膝盖上轻轻一磕，好好的一把网球拍顿时变成了两截。
余二多怒了，正要破口喷脏话，来人便先声色俱厉地喝问：“你是干吗的？谁让你进来的？”
余二多是城关区区长，华岳山庄就在城关区的地盘上，余二多经常出入，保安门卫都跟他相熟，余二多出入此地，就跟出入区政府大门一样随便，心爱的网球拍被弄成了废品，心头正怒，就喷出句脏话：“你们他妈的是干吗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两条大汉听到余二多张嘴骂人，二话不说就手脚娴熟地将他扭了，立马朝附近不远的小洋楼里拉。余二多想喊，刚刚张嘴，一团散发出汗臭味的布就塞进了他的嘴里。余二多蒙了，因为这俩人拉他去的地方不太对劲，那座小洋楼号称“总统楼”，是专门接待国内外元首级人物的处所。
余二多和“二”很有缘分，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他爹给他起了余二多的名字。在单位里，余二多的同事，上级或者下级，背过他直呼其名的时候，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省略最后一个字，于是余二多就变成了余二。余二这个叫法，表面上是对他职务的戏称，因为区长在区领导班子里排名老二，老大是区委书记。实际上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有时候说话办事给人的印象挺二的。去年年底，一伙讨薪的农民工围堵了市委大门，害得市长郑洪生乘坐的二号专车不敢从大门走。信访局跟农民工对话，得知这些农民工是城关区在建工程中心商厦的建筑工，信访局局长直接挂通了余二多的手机，传达市长郑洪生的指示，责成余二多立刻把农民工接回去，否则请他到省里直接面见正在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市委熊书记，亲自给书记一个交代：什么时候能让市委、市政府大门出入正常。海市是计划单列市，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比余二多这样的干部高了好几级，余二多宁可冒着风险去领回愤怒的农民工，也不愿意硬着头皮被书记招去训斥。其实，市领导挺不讲道理的，中心商厦这个项目并不是城关区的，而是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建筑商也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而是海市国企的龙头老大发建集团。发建集团是由过去海市的建筑工程总公司、对外贸易总公司、机电公司等一些国有企业组建而成的，全称是“海市发展建设集团公司”。发建集团也不知道犯什么毛病，并不是没钱，却硬是不给农民工开工资。最可气的是，市领导似乎变成了没牙老太太，吃柿子专找软的捏，不去找发建集团总经理徐开，却把麻烦扔给了他余二多。
余二多二，却还没有二到找市领导解释这件事情原委的程度。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论是找市长郑洪生解释，还是找熊书记解释，人家都不会听，反而会认为他是推脱、卸责，如果当面骂他一通还好说，大不了厚着脸皮挨着，最可怕的是不但挨骂，而他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也被破坏了。
余二多带着秘书王亚洲乘车心急火燎地跑到了市委大院，远远就见一大群穿着工装，戴着或者拿着塑胶安全帽的农民工封堵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农民工们有的举着纸牌子，上面写着“我们要活下去”、“干活挣钱，我们是良民”、“过年回家，天经地义”之类表达诉求的标语，有的拉着巨大的横幅横向拦住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堵截了所有车辆的出入。当然，这样做并不能真正把官员们围困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狡兔三窟，市委、市政府大院并不只有这一道正门，后面、侧面都有门，可以供官员们的车辆溜出去或者溜进来。
问题的实质是个脸面问题，也是个稳定问题，群体性事件，如果不及时疏导、处置，恢复和谐稳定的常态，省委甚至中央都会向市委、市政府要个说法，到了那个程度，惧怕挨骂、担心在领导心目中破坏形象的就不是余二多，而是市委熊书记、市长郑洪生了。估计这也是郑洪生乱打板子，把解除危机、维护面子和稳定的责任转嫁到余二多身上的原因。
“市长急眼了。”余二多在车上自言自语了一声，旁边的秘书王亚洲、司机小胡都没敢应声，也不知道对这种话该怎么接腔。
余二多让司机小胡把车停到了马路对面，让秘书王亚洲先下车去探探情况。王亚洲刚刚下车，余二多的手机响了，余二多看看来电显示，松了一口气，电话既不是信访局局长打来的，更不是市长郑洪生打来的，而是区委书记马平安打来的。
余二多接听电话，马平安问他：“老余，你到了没有？情况怎么样？”余二多有点不耐烦，却还不得不应答：“刚到。”“情况怎么样？”马平安又追问了一遍。余二多暗骂：怎么样？你他妈亲自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嘴上回答：“人挺多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市委、市政府大门都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马平安“哦”了一声，然后告诉他，市委熊书记在省里开会，已经知道情况了，市委办直接把电话打给了他，让区委、区政府认真对待，尽快处置，尽快妥善解决好问题：“你看用不用我也过去？”
余二多太了解他了，马平安绰号“太平马”，说话办事四平八稳，是一个极会当书记的书记，党政关系摆放得绝对正确。如果当兵，上了战场，马平安肯定是“同志们冲啊，我掩护”的那种角色。如果当劫匪抢银行，他的安排肯定是“你们进去我望风”。这个人的优点、长处是不越轨、不干政，该政府做的事情他绝对不干预，出了小事他也会补台，出了大事会怎么样，目前还没有经受过实践检验。
余二多明白，他即便来了，也不会有啥用，两个人都在现场，如果意见相左，也不可能召开现场区委会投票表决，只能两个人争执，出现了那种情况要想“尽快妥善解决好问题”就很难做到，“马书记，你不用过来了，我要是应付不了，你再出马。”
“太平马”马上说：“那你就辛苦了，我不下班，就在办公室，你那里需要支援，随时给我电话。”
电话挂断了，余二多苦笑，暗骂：他妈的，真不愧是一匹太平马。秘书王亚洲回来了，钻进车里才报告：“区长，我落实了一下，确实是中心大厦的建筑工，目的也很单纯，就是要结账回家过年。”余二多问他：“你没问问发建集团为啥不给他们发工资？”王亚洲是个办事很周到的秘书：“我给发建集团总助打了电话，问他们为啥不给农民工开工资，他说一来流动资金紧张，二来现在用工紧张，怕一开工资，这些人一走了之，工程得撂到那儿一两个月，耽误工期。”
余二多又骂了一声：“他妈的，一帮浑蛋。”
王亚洲不知道他是骂农民工，还是骂发建集团，仍然没敢回嘴。余二多下车，王亚洲连忙跟着下车，余二多朝农民工们走去，边走边吩咐王亚洲：“你打电话找人问问，徐开家住在哪儿。”
王亚洲站下打电话，余二多来到了集体上访的农民工跟前：“嗨，问你们一句话，谁是领头的？”
农民工正在等待信访局的答复，等了半天也没见答复，正有些群情汹汹的忍耐不住，余二多来了这么一嗓子，农民工反倒齐齐发蒙，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目光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却没人出面搭理他。
余二多又吼了一嗓子：“你们要干吗？谁是领头的？”这个时候才有人过来反问他：“你要干吗？你是干嘛的？”余二多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城关区的副书记、区长，叫余二多，市长派我过来帮你们要工资的。”一个四十多岁胡子拉碴的农民工走到了他面前：“市领导说是让我们等待答复，等了一下午，就等来了个你？你又不是发建集团的，能有钱给我们？”余二多说：“市政府也不是发建集团，你们怎么就知道找市政府？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我是市长派来帮你们要工资的，我又没钱，只能帮着你们要，你们的工程在我们区的地面上，我是什么人？就是地头蛇，不信我你们信谁？”
现在的农民工早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城打工的农民了，身上有了更多产业工人的特征：无产却不乏见识，没有市民身份却不乏权利意识。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区长，又凭什么保证能帮我们要来工资？”市信访局局长跑了出来：“各位农民工兄弟，我证明，他就是城关区的余区长，你们跟他去，市长就是派他过来给你们要工资的。”
农民工迟疑不决，余二多扭头就走：“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堂堂一个区长，百忙之中扔下革命工作来给你们要工资，你们还不给面子，那好，你们就在这守着，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