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皮凯蒂已经指出1913—1973年收入大调平的一个共同原因是战争和革命，那何必还要深究？难道我们不应该直接用奥卡姆剃刀？倘若不进一步大量研究这些多重原因，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战争和革命的影响，人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接受皮凯蒂所隐含的存在这种扩散效应的前提，即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资产市场上，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会相互传染，能带来累进性再分配的某种政治思潮也会传播到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那些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怀疑单一原因重要性的一个理由，是对抗外生力量的行为。与前面呈现的一致不平等结果不同，这些外生冲击差别很大。譬如政治冲击，如何能跨越战败国、战胜国和非参战国从而引起类似的收入调平？为何价格稳定的国家和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会出现相似的净调平？将政府占其经济的比重扩展到福利国家水平的国家，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出现如此相似的收入调平？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拿来质疑其他相互矛盾的解释变量，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实在大相径庭。鉴别这些力量的一个明显方式是，在国际经验池中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20世纪并非各国经验的一个优良随机样本。不过，对于收入大调平的主要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应该也能达成共识。
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即19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反弹，实质上令库兹涅茨曲线成了过去式：人们再也不会认为，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经济发展能够永久带来更平等的收入。众多国家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对此人们的反应有很大分歧。批评者当然会挑战皮凯蒂的“不平等是坏事”的假设，并旧论重提：对最富裕人群的再分配会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这就是皮凯蒂笔杆一挥便轻易拿下的另一个实证胜利。他给涓滴效应提出了挑战：领先国家获得有史以来最好增长业绩的30年，正是它们持续对顶层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征收最高税率的30年。之后是较低的顶层税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当然，相关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然而，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给一直极力吹捧“历史表明”对顶层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征收重税对增长不利的人们沉重一击。要超越这个简单问题，并获得更深刻的多重因果解释，就需要对这场收入大调平进行深入分析。
看看所有的收入和所有的阶层
要想更好地预测不平等现象，就要超越《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的顶层的财富和收入份额，去探索所有类型的收入和所有收入阶层的整体不平等在过去和将来的变动情况。那些和皮凯蒂一样对非人力财富感兴趣的人，肯定更喜欢研究人力收入的不平等。而到目前为止，皮凯蒂对此只是浅尝辄止。他不太重视人力收入不平等，似乎透露出对人力资本文献的反感，反感那些“赢家通吃”的文献，以及大量强调技术供应和需求的劳动经济学文献。他避开这些也许只是为了免除修正主义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别人时而会用人力资本的论据来支持那个自命不凡的观点：“人们往往能体现自身价值”。
然而，由他的合作者阿特金森率领的团队，以及劳动经济学学者著述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文献，既充实又有据可依，可以成为研究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坚实依据，尤其是解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不平等变动。
强调我们迫切需要将注意力从资本转向资本＋劳动、从顶层收入份额转向所有收入差距的最明显方式，就是要注意到，自20世纪中叶以来，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差距和工资薪金差距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相对于最高收入5%的人群而言，这一绝大部分人口的收入瞒报和漏报的可能性更低。但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在皮凯蒂的著作中较少受到关注。
假设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未能解决顶层收入的测量问题。假设我们获得的收入不平等信息，仅限于研究底层90%人群的收入，并且我们对顶层10%人群的情况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们比其余人拥有某些未知的收入优势。那么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收入不平等变动？让我先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证据加以说明，然后再总结不同国家非精英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模式。
即便是在家庭收入较低的95%人群中，中间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也呈现显著的升降起伏，一如顶层收入和顶层工资比重的变化。所以，中等收入/低收入比率的粗略测量，只局限于底层95%的人口，以避免对最高收入人群（通常指的是战后美国经济数据中的顶层5%人群）做出“顶端编码”时出现的瞒报和漏报。事实上，中等/低收入比率呈现的结果，比皮凯蒂和赛斯所给出的美国最高收入占比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远远超出1929年的水平，而在皮凯蒂—赛斯关于顶层1%占比的系列数据中，收入差距只不过勉强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劳动力市场调查得出的工资率，也说明了大致相同的问题。第90百分位的工资水平和中等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有所下降，但之后持续扩大。美国如此，加拿大亦是如此。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反弹，至少和时下著名的顶层1%人群所占份额的反弹同样显著。
在英国，底层90%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发生了类似情况。中等阶层的收入，此处表示为收入第40百分位到第90百分位的“中间”收入人群与底层40%人群的平均收入的粗略比，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有所上升。其他的测量值显示，这一比率至少持续上升到了20世纪末，尽管此间英国几次更改了收入的定义。此外，就像在美国那样，第90百分位的工资水平与中等工资水平之间的工资差距自1950年代起，或至少从1970年代末以来也持续扩大。因此，对于英国，就像和美国一样，自1950年代或197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已蔓延到了所有收入阶层，而并非只表现于顶层人群和社会其余群体之间的差距。
和美英两国有相同经历的发达OECD国家有哪些，经历不同的又有哪些？自1970年代起底层90%人群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集，与最高收入数据库显示的顶层1%人群收入份额上升的国家集，高度重合。近期有7个国家同属两个集合：澳大利亚（底层90%人群的工资和总收入差距在1975—2012年间扩大）、加拿大（工资差距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扩大）、新西兰（1986—2012年）、葡萄牙（1982—2000年）、瑞典（1983—2011年）、英国（1978—2013年）和美国（1948—2012年）。只有两个国家是例外，1978—2010年的德国和1994—2010年的瑞士，彼时工资和薪酬的差距在拉大但顶层1%人群的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大多数工资差距没有明显扩大的国家，其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也没有上升，例如法国和日本。
这些模式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底层90%人群的收入不平等，与顶层10%人群的不平等，以及顶层收入所占份额的历史变动如此相似，那么关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动向，我们会得到什么提示？审视涉及的各类收入要素可以发现，其中或许存在某种不对称性。更合理的观点似乎是，因果方向是从人力收入不平等导向财产不平等，而非相反。人们更容易理解的是，挣取高额人力收入可以为自己和后嗣快速积累资本，而拥有大量资本并不见得能为你自己和后嗣换来更高的人力收入，就算你们全都上哈佛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更应该强调是什么力量使人力收入变得如此不平等，以补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不足。
所以，解释不平等变动的第一步，是要将所有收入类型和所有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动，整合为一项单一的变化率。这可能就需要沿着泰尔不平等指数，对不平等进行分解。对于任何给定的人口，我们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分解为工资薪金率的变化、市场财富收益的变化，以及收入结构和人口类型的变化。
话语权和政府治理
要查找并赋权不平等变动的深层原因，需要我们重新聚焦政治话语权和政府治理。皮凯蒂在反复警告可继承的精英权力会延续经济不平等时，隐含地赞同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他预测税后收益率会出现上涨，并暗示全世界的不平等将持续上升直至2200年，从而拉响了警钟。那么遥远的收益率他是怎么预测到的？他没有试图向我们兜售任何预测，诸如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变革、其他驱使不平等的经济变量等，除了他对储蓄率的假设。相反，他打出了我之前提到过的政治经济王牌：“我一直……认为，财政竞争将逐渐导致21世纪的资本税完全消失。”（原书第355页）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保守派评论家所强调的“竞次”的强化版。关于资本外逃引发“竞次”的经典保守警告，早就被其他实证研究戳破。高税收福利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税收而使资本外逃至避税天堂。实际上，皮凯蒂自己就试图在《21世纪资本论》第14章里反驳这类担忧，他指出，“二战”后和1970年代，主要国家对顶层收入和财富征收最高税率的时候正是这些国家有史以来增长率达到最高的时候。
然而，即使没有迹象显示国家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削减了四个主要国家的最高税率，但其国内的政治趋势也已经达到某些类似的效果，一如皮凯蒂在该书其他部分所提到的那样。自1970年代以来，最富有人群已经聚积了一股很强的（不祥的）游说和贿选能力，而在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增幅最大。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再次，皮凯蒂呼吁社会听取更广泛的政治声音。他的目的是找寻“能够动员不同个体的才能……和组织集体决策”的“市场和投票箱”的混合体（原书第569页）。他希望这套制度可以提供更多的累进税以支持最优化的社会支出。
可否找到证据证明，我们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的民主控制”，从而支持他的目标？当然可以，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那些支持证据已经有人研究，只是被他忽略了。其实，皮凯蒂所谓的“资本的民主控制”，似乎就等同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及其合作者论著的治理中的“包容性制度”。他们的研究中提供了皮凯蒂观点所需要的某些支持性信息。没错，这种包容性治理的更广泛的政治话语权的确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增加投资，提高教育水平，鼓励经济改革，改善公共服务和减少社会动荡”来完成。而且，包容性政治与经济增长的紧密联系并非源于收入增长带来民主化这一反向因果关系。合并这些学术文献，我们就可以根据政治话语权和治理制度的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但是，当务之急是如前所述的将对人力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纳入对总收入的不平等研究中。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正在继续提升我们对顶层人力收入的集体认识，包括他们对CEO薪酬的研究。更宽泛地说，我们应该找到一套核算框架，来分解总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最后，我们所强调的因果链将是政治不平等所致的总收入不平等，而对非人力财富的历史冲击只起了次要作用。
（颜超凡 译）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①Tocqueville，Alexis de(1839/2004，p.652).
②除该书本身的互联网址外，还可参见Emmanuel Saez 和Gabriel Zucman主页上的“the Top Income Database”，以及Anthony Atkinson和Salvatore Morelli，Economic Inequality Chartbook。关于OECD国家1870年以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调查，见Roine and Waldenstrom(2014)。关于早期的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见Branko Milanovicetal(2011)，其“社会表格”的基本陈述，见http：//gpih.ucdavis/edu，在“早期的不平等估计”栏。
③关于资本收入份额与收入排名顶层之间缺乏明确相关性，参见Roine and Waldenstrom，“Long—run trends”(2014)。
④不幸的是，皮凯蒂借用的增长模型基于单一商品经济，其中的资本和我们吃的都是同种“东西”。因此，它遗漏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租金和购买价格的相对变动。
⑤Piketty，PostelVinayand Rosenthal(2006).
⑥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3)，p.747；and our American Incom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progress，Chapter2).
⑦自1970年代以来，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出现上升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这几个老牌经合组织成员国，另外还有阿根廷、中国、新加坡和南非。约从1980年开始，葡萄牙和瑞典的这项占比也略有上升。
⑧例如参见Capital，第146—149页，第275页，第284—286页。
⑨这三股外生力量已经在阐述美国的不平等历史中得到重点诠释。见Williamson and Lindert(1980，第6—13章)，Goldin and Katz(2008)。
注：Peter H.Lindert.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NBER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