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林德特
总的来说，我认为新兴的制造业贵族，是迄今为止最残酷无情的一族。但它也是最受限制和最不危险的一族。
然而，支持民主的朋友们必须时刻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因为，永久的不平等和贵族统治一旦出现在新世界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就会登堂入室。
——托克维尔①
事实证明，托克维尔的著名警言甚至比他预测的更加正确。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制造业精英阶层，而且在经济的所有部门都兴起了拥有财产的精英集团。托克维尔概括性地预言了19世纪，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则同样概括性地预言了21世纪。皮凯蒂的预测也可能是正确的，一如托克维尔的警言。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和北美掀起了一番阅读狂潮。安东尼·阿特金森、皮凯蒂以及伊曼纽尔·赛斯领导了一个有关最高收入的研究项目，从这个项目的经验研究入手，《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数据做了许多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各种大胆的预测以及一揽子有争议的政策处方。在此过程中，该书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不平等的历史变化。本文要指出的是，从皮凯蒂的观点出发，学者们可以有效地沿着哪些路径对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
我们应该遵循哪些线索？本文的回应和建议可以从一个多项选择题开始：
问：以下哪一历史趋势是皮凯蒂十分关注的？
（a）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
（b）原始收入的不平等
（c）税收的累进性
（d）遗产的不公平继承
（e）非人力财富的不平等
（f）财富收入比
（g）生产性非人力资本与收入之比
（h）非人力财富的收益率
（i）生产性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
（j）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k）上述所有。
答案当然是（k），即使685页的巨著都无法囊括皮凯蒂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部想法和证据。这些证据被上传到一些大型互联网网站上，数据集及其运算过程的说明都可以下载。②
我提出这一多项选择题的主要原因是要指出，皮凯蒂对趋势（a）到（j）都感兴趣，并根据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的途径的有效性来排序。前面的（a）到（d）乃最优先的社会事务，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给经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议程。没错，我们是应该大力关注收入不平等趋势（a）到（b）。这些趋势如果不受累进税（c）的牵制，由此带来的不平等遗产（d）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即使今天的最高收入是基于生产性创新（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也会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转移给生产力较低的继承人。皮凯蒂幻化出了一个由非生产性继承人掌握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恐怖社会。
再仔细观察这“终极四强”核心不平等问题（a）到（d），希望会有比皮凯蒂指出的其他路径更深刻的洞见。本文想自下而上讨论这一列表，即从（j）向上谈至（a）—（d）。文章从一条未来学术研究应该避开的路径开始阐述，最后是最有效的路径，即皮凯蒂及其合作者取得极大进展的路径。结尾部分运用关于政治不平等的经济影响的不同文献，向学者指出拓展皮凯蒂核心信息的一些绝佳门道。
当前收入中劳动与资本的份额，或者说是（j）项，从来都不是不平等问题的良好指标，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不平等没有多少相关性。它们已经过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战后初期为拟合生产函数计量分析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它们与不平等间不可靠的联系从来没有实质的意义。如果60%的人口均享劳动收入，其他40%人口均享财产收入，那么国民收入的60%为劳动收入可能反映了完全平等。但倘若60%的劳动收入由几乎所有人分享，只有一个家庭握有所有资产，这也可能意味着极度的不平等。此外，最近的经济史表明，财产收入的份额已经与不平等关联性不大，无论是在收入的顶层还是在整个经济体都是如此。③
收益率又如何呢？当我们沿着路径（h）和（i）追循皮凯蒂的“收益率”r时，必须要谨慎。为了分析不平等，皮凯蒂从会计学的角度将回报率定义为：非人力财富的收入流（无论是税前还是税后）除以该笔财富的市场价值。它既不是资本收益率，也不是债券或股票的市场收益率。
如果我们想最终得出一套收入不平等理论，就会发现皮凯蒂已经将我们引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使用他的模型，就必须认同同一个“r”既可以应用于他的第一个方程α＝r×β；也可以应用于他导出的收益方程：经济增长模型的最终状态α＝r×s/g，其中α是富人的财产性收入份额，β是这类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s是用于储蓄的收入份额，g是国民收入增长率。这种设置使他高度强调“r/g”。
我们要遵循哪个r——家庭财富的名义收益率变动，或生产性资本投入的实际收益率变动，哪一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如果α的变动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传统测量指标的变动，那么第一个方程的所有变量都应用当前的数据，无需用实际或预期的通胀作调整。因为我们希望跟踪的是当前国民收入规模分布的变动，这一变动显示了在相同的消费价格下，所有收入阶层的不平等情况。然而，皮凯蒂使用的强调“r/g”的增长理论要求的是“资本”的“实际”收益率，这就必须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麻烦的是，资本和国民产值的物价平减指数并不相同。④
接下来要怎么办？既然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当前收入的不平等趋势，或者说路径（a）和（b），那么最好是坚持未调整的当前价格指标，以及第一项“基本定律”：α＝r×β，将富人的非人力资本收益份额（α）分解为名义收益率乘以这种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个直接的推论是，如果我们想继续使用不平等趋势的预测指标r—g，增长率g就必须是用当前价格衡量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一旦这么做，实际增长模型就没多大用处了，关于21世纪r是否会保持在g以上的所有猜想就都是白搭。皮凯蒂和我们仍然缺少g或r的可靠预测指标，除非皮凯蒂使用某张政治经济学王牌来预测未来的r，这一点我在讨论话语权和政府治理时再做阐述。
即便不考虑r的两种概念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快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凯蒂的“r＞g”这一工具，尽管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不会让大家有多少收获。我们必须要先预测“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因此这样来解释和预测不平等的变动情况并不轻松。公式r—g带来的效果，并不比50年前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一个“源泉”所取得的进步大。这将是另一项“衡量我们无知的指标”。
财富/收入比。至于财富或生产性非人力资本占国民产值的比例，即（f）和（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还算是顶层收入份额的良好指标。皮凯蒂的著作较少研究战前时代，除了与吉勒斯·波斯特尔—维纳（Gilles Postel-Vi-nay）和让—洛朗·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合作，总结了自己对法国情势的开创性研究。⑤
战前财富的更好测量指标，实际上可能会强化他的断言，即非人力财富占收入的比例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相关性。这类指标目前只能获得美国1774—1870年的数据，而且它们确实提高了相关性。皮凯蒂认为，“毫无疑问……新大陆殖民地的资本（即私人净财富）收入比是远低于……”欧洲的。事实上，它甚至比皮凯蒂和祖克曼（Zucman）了解到的还要低。琼斯（Alice Hanson Jones）在其出色研究中的唯一错误，就是她的收入推测（income conjecture），而皮凯蒂和祖克曼就是引用了琼斯的研究。琼斯将美国1970年代的资本产出比3-3.5，应用于1770年代的财富。在我们当前的研究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和我把这一比率设置得相当低，为1.89。同样，我们发现，1774—1860年美国的财富收入比一直低于、但向上收敛于皮凯蒂—祖克曼的估计。由于我们还发现，1774—1860年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增长比皮凯蒂—祖克曼估计的更加陡峭，所以我们修订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皮凯蒂早期所预测的财富收入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⑥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他及其合作者已经充分探讨的20世纪发展趋势，财富收入比及资本收入比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并不令人信服。在各个不同国家，该比率的水平和变动与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变动没有多大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法国、德国或美国国内出现了较大的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当我们审视与财富关系不大的收入不平等变动时，比如工资率或中低阶层的收入比等，上述的所有变动就会显现。
财富不平等（e）。家庭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是研究20世纪前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重要线索，因为当时直接收入指标十分稀缺。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财富不平等无法跻身于“终极四强”指标。对于这些更晚近的时代，财富数据没有我们获得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有说服力，一如皮凯蒂在博客里所作的答复。
更重要的是，非人力财富的不平等本来就没有总收入或总财富（包括人力财富）的不平等有吸引力。我们真正关心的物质不平等是一个人的一生资源，为一个家庭所共享。它可以作为一种流入，以一个人一生的人力收入加上遗产来计算；也可以作为一种流出，以一个人一生的消费加上遗赠来测量。对大多数人来讲，无论如何计算其一生资源（全部资本化或全部年金化），占量化优势的是人力收入或消费，而不是非人力财富。在生命周期中，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只是中间的副产物——除了由遗产继承产生的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财富不平等（e）只是研究遗产作用的前奏，这才值得优先研究，即使是针对20世纪和21世纪。
收入不平等、税收累进性和遗产继承。在上述多选项列表中，学者和广大公众最应该密切遵循的路径，即探索（a）至（d）的趋势。阿特金森—皮凯蒂—赛斯（Atkinson-Piketty-Saez）团队呈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数十个国家顶端收入阶层攫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他们已经解决“顶端编码”（top coding）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使得人们一直很少研究最高收入问题。这一经验成就让他们建立了最高收入精英收入占比在20世纪的两大变动：
（1）大调平（Great Leveling）：在所有发达的OECD成员国，顶层1%（或0.1%、5%、10%）人群的收入占比在1913年至1973年之间有所下降。
（2）不平等的近期反弹：在一些发达国家（大部分是英语国家），上述的最高收入占比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走高。然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最高收入占比几乎没有上涨，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和日本。⑦
第一个发现开辟了一项应予优先关注的研究项目。在世界最高收入研究组（World Top Incomes）发表著作之前，关于20世纪早中期洲际收入大调平，我们只有零星的证据。现在，证据显示这确实无疑。在1913-1973年间最高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下降；另外划分的三个子阶段中，两个是跨越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段，另一个则捕捉了战后初期增长的黄金时段。就像皮凯蒂所强调的，1913—1973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社会其他阶层追赶精英阶层（这里以顶层1%人群为代表）的辉煌时代。平等主义效应（egalitarian effect）相当显著：平均而言，顶层1%人群的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了约10%。
如果大调平在发达经济体一致出现，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是某个单一的常见原因在起作用。4个可疑的外生冲击席卷了所有的发达国家。皮凯蒂在这场竞赛中占据有利位置，他强调世界大战和那个时代的革命性征用促使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持续上升，抑制了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价值。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性冲击打破了政治权力和社会规范的平衡，导致再分配的天平从资本偏向了广大群众。⑧在解释1913—1973年何以成为历史上一个收入大调平时代，我们可能会赞同他所说的，即混乱局势和投资者的悲观情绪起了核心作用。但是经济史学家会想到使那个时代收入调平的另外三类冲击：全球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公共教育增加所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高，以及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变革。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