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论辩思路还有一层更重大的、触及皮凯蒂理论之核心的含义。就我所知，在他之前无人曾做过这样的联系。回忆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立的观点。历史和理论都显示，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缓慢的趋势，就是资本收入比率和资本回报率趋于稳定。严重的衰退、战争、社会和技术突变都可以干扰这一趋势，但这一趋势会在稳定的条件下重新确立自己。在皮凯蒂所考察的漫长历史时期，资本回报率通常大于其背后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重要例外是1910—1950年这一段时间。皮凯蒂将这一罕见的例外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破坏，以及它们所引起的高税收。
逻辑上说资本回报率并不一定要高于经济增长率：一个社会或在其中的个人可以决定储蓄如此之多，以至于该储蓄率（和报酬递减律一起）驱使资本回报率低于长期增长率，不管这个长期增长率是多少。这样一种可能的状态被认为在社会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在回报率等于增长率之前让资本存量下降，就会导致一个长期的、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从而导致一个更可取的社会状态。但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掌控市场经济的航线，使之避免进入上述不可取的状态。不过，这种不可取的状态还是被避免了，大概是因为历史上的增长率一直不高而资本一直稀缺。我们可以把回报率高于其背后的增长率当作正常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假定当资本收入比率稳定化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一种“稳态”。那些完全从劳动获取收入的人可以期望其工资和收入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增速同步。这一提高速度会略低于总的增长率，因为后者还包括人口增长率。现在假设有人完全从财富积累获得收入。他或她每年赚到r%（我这里忽略了税赋，但很快就会加进来）。如果她非常富有，她可能只消费其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用于储蓄和积累。她的财富和收入每年都会增长几乎r%。如果你在银行账户内存了100元，利息是3%，你的账户余额每年增长3%。
皮凯蒂理论的要点，亦即他对一个古老课题的新贡献是：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裕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就将快于典型的劳动收入（看来没有什么相抵消的趋势可以使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总体份额收缩，实际的趋势可能正好指向相反的方向）。对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平等不断加剧（尤其是1%最富有人群）的趋势的解读，并非植根于任何经济制度的失灵，而是取决于经济在回报率不下降的情况下吸纳资本增加的能力。这对整个经济也许是福音，但对经济内部的平等而言却并非如此。
为分析便利，我们需要给这个过程取一个名字。我称之为“富者越富动态学”。实际的机制比皮凯蒂的著作所阐述的要复杂一些。来自劳动的收入也有储蓄，因而一部分资本也在工资劳动者手中积累。这部分财富的回报也需要纳入考虑。不过，因为在最富有人群之下的其他人群所拥有的初始财富很小，储蓄率相对较低，而且较小规模的储蓄一般得到较低的回报，计算表明这一机制无力抵消不平等将不断扩大的预测。
这一内在趋势还有另一个同样令人沮丧的含义。如果现在已经聚集起来的财富会比来自劳动的收入增长更快，那么相对于新近赚来的、因而也更多地是靠能力获取的财富，所继承的财富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提高。当然，工资收入的总额相对增长较慢，并不排除那些极其成功的创新者、管理人员、企业家、娱乐明星以及其他人在其一生当中积累大量财富，加入食利者行列。但较慢的劳动收入增长确实会使这样的成功故事较少发生。我们后面还会对此有更多讨论。但数理逻辑所指出的是，财富的集中及其增长速度将使继承变得比能力更重要。
皮凯蒂喜欢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做具体的描述，而不是使用概述性的统计数据。他考察了最富有的1%人群（有时也包括最富有1%当中最富有的10%），最富有的10%，在其之下的40%以及最贫穷的50%人群所拥有的收入份额（他把最富有的10%人群之下、中位线之上的40%人群称之为“中产阶级”。这个说法有点自我矛盾，因为这个群体完全处于中位线之上。但我想较之于美国人把所有既非巨富又非赤贫的人都称为中产阶级的习惯，还是要好一些）。
所涉及的数据很复杂，跨时间跨空间的比较并非易事，但皮凯蒂发现的整体情况大致如下。资本的分配确实非常不平等。目前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有。在此10%人群之下的40%人群，即中产阶级，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1/4（其中很大部分为房产），全部人口中剩下的50%几乎一无所有，只拥有总财富的5%。即使中产阶级这个规模的财产所有权，从历史上看也是一个新现象。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20%的总资本，中产阶级拥有30%（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中产阶级不拥有任何财富）。如果财富的所有权在21世纪真的会更为集中，则世界前景看上去确实令人沮丧，除非你对寡头社会情有独钟。
来自财富的收入大概比财富本身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如皮凯蒂所指出的，大块的财富较之于小额财富易于获得更高回报。这种优势部分来自规模经济，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非常大规模的投资者较之于小投资者拥有更广泛的投资机会。来自劳动的收入自然没有来自财富的收入那么集中。按皮凯蒂所描绘的当今美国的基本情况，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劳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12%，其下的9%人群占23%，中产阶级的份额大约为40%，剩余的50%人群拥有1/4左右。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最高10%人群的份额略低，另两个群体的份额略高。现在你明白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富者更富的动态机制有力地预示着这种不平等会日益加剧。但这里仍有一个前面已经提示过的问题需要解决，该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极高工资收入降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首先看有关最高收入的一些基本事实。当今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得收入中60%属于劳动收入。只有这1%人群中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主体收入来自资本。而如果看这1%人群中收入最高的1%，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法国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在每个分组计算的结果中，劳动收入的份额略高一点。很显然，有一些劳动收入是极其高的，或许你以前不知道。
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发生的。回到1960年代，工资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工资收入中的份额仅略高于5%。此后这个份额稳步上升，到今天已经达到10%—12%的水平。这一次，法国的情况不一样了。在法国，这个份额一直维持在6%，直至非常近期才上升到7%。工资收入分配方面的极度不平等可能主要是美国特色。皮凯蒂与赛斯合作对美国的高收入者纳税情况做过仔细研究，他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所称的“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s）群体的兴起。极高收入阶层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公司的高管所组成，他们的报酬极其优厚（虽非全部，但这个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业，其比例超过该行业在经济中的比例）。这些优厚报酬无论是否包含股票期权，都会转化为财富以及来自财富的未来收入。但有一点很清楚，美国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相当部分是来自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兴起。
对这一现象我们理解不多，本书也未深究。当然，皮凯蒂知道，高管的薪酬通常是由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在一团和气的气氛中决定的。这些委员会由一些与接受报酬的经理人员类似的人组成。这其中肯定有乌比冈湖效应①所起的作用：每一个董事会都愿意相信，“本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应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
当然，“超级经理人”也有可能真的是超级经理人，他们极高的报酬不过反映了他们对公司利润的超凡贡献。甚至对他们自1960年代以来不断上升的地位，按此思路也有可能找到具体的原因。但如果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美国，这一思路就很难成立。初步的观察表明，法国、德国、日本都没有这样的现象。难道是他们的经理人缺乏某种基因？果真如此，基因移植倒真会成为一项富有成果的事业。
另一个诱人但有些模糊的可能是，高管报酬，至少其中一部分，并不属于劳动收入的类别，而是代表着资本的某种附属，应被当作分享资本收入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这里有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将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顶层不平等的加剧。这个谜团也许解不开，因为可能的情况和结果实在太多了。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超级经理人阶层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归属于食利者阶层，而非靠工资为生的独立专业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所以，皮凯蒂所预示的21世纪的前景仍然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较慢的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本回报率，资本收入比率回升到19世纪的高水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可能更高一些的份额，所继承的财富较之于所赚取的财富，地位日益重要，以及继续扩大的最高收入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也许这里有必要提出一点疑问。历史上相当稳定的长期回报率是两种经济力量平衡的结果：一是报酬递减，二是技术进步。也许未来较慢的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压低资本回报率。也许会。但假设皮凯蒂总体上是对的，又当如何应对？
皮凯蒂强烈地倾向于每年对财富征收累进税，如果可能，最好是全球统一征收，以杜绝避税天堂。他明白全球统一征收是一个希望渺茫的目标，但他认为在类似于欧洲或美国这样大的地域内征收一个地区性的财富税是可能的。他所考虑的税率的一个例子是，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的税率为零，100万—500万欧元者税率为1%，500万欧元以上税率为2%（1欧元目前等于1.37美元）。不要忘记这是年度税，不是一次性的。他估计，在欧盟范围内开征此税将会带来相当于GDP2%的税收，该税收可以按某种人们同意的公式来使用或分配。他倾向于一套略有累进的税率体系，我也一样。当然，管理这样一种税收将要求有很高的透明度，也要求金融机构和公司全面如实申报。在书中他对在欧洲范围内如何实施作了一些更具体的讨论。和所有税种一样，防止偷漏税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相当于GDP2%的年收入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收入。但收入不是皮凯蒂方案的中心目的。此方案强调的是增长率和税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额，正是这个差额会改变导致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富者越富的动态机制。若按与以上建议类似的税率对资本征税，也许能将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压缩1.5%，从而显著弱化这一机制。
在技术上这是一个有道理的方案，因为这是他对症下药提出的扼制不平等动态机制的一个自然的解决办法。不要忘记富者越富的过程是体制在有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运行必然产生的结果。它的运行与个人创新或储蓄的激励机制无关。弱化这一机制不会弱化对创新和储蓄的激励。当然，较低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会使积累巨额财富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即使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方案的后果也许是可以承受的。
读皮凯蒂的书，感觉好像财富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欧洲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欧洲已经有了一些对资本课税的经验。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但在大西洋的此岸，这样的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能性。即使不动产税，我们在政治上也无力保证其确实有效。如果我们想做点什么，可以从不动产税开始，先不必顾及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税，这样的税种不利于来自资本的收入，而我们现在的制度所做的恰好相反。但最富有人群甩开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会因体制上的小修小补而被遏制。如果美国将变成自由者的乐土，勇敢者的家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最富者愈富，或许也因最穷者愈穷——的最后庇护所，你对此会不感兴趣吗？这样一个美国会适合你吗？
（张春霖 译）
①乌比冈湖（Lake Wobegon）是一个假想的美国小镇的名称。按作者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描述，镇上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耐看，孩子们也都非比寻常”。乌比冈湖效应意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低估他人的心理倾向。——译者注
注：
1.Robert M.Solow，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文请见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7429/capital-twenty-first-century-thomas-piketty-re-viewed，载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
2.关于Thomas Piketty 的中文译名，在近期的各路媒体报道中，有各种译法，皮克迪、匹克迪等，这里我们采用的是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辞典》中的译法。关于书名《比较》若干编委认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21世纪的资本》，为了和最终出版的中文版书名一致，我们统一成《21世纪资本论》。——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