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工人的忧愁更深、哀叹更久，因为很多人白白牺牲了。托莱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虽获得了资方承认，可在钢铁、纺织、汽车、橡胶等行业的大企业里，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多数。在国会成立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时，全国制造商协会要求其成员不予理睬。在一次判例案件中，一家工厂确实没遵守委员会的规定，受到的处罚只是不准挂蓝鹰标志。政府还是犹豫不决。1935年2月下旬，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违宪。参议员瓦格纳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小威廉·P·康纳利立刻提案，要建立一个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规定工人有权选出特定的工会，在联邦政府监督下，代表他们和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公平合理的。瓦格纳说，如果工人的工资一直涨不上去，他们就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那样“大萧条”就不会结束。罗斯福听从了瓦格纳的意见，在7月5号签署了法案。但资方仍我行我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散发了律师工会58名成员起草的宣言，宣告《瓦格纳法》和第7条第1款一样违宪。显然，工人运动离实现目标还很远，老板们还在负隅顽抗。1935年，又有32名罢工者和支持罢工的人被杀害。为了镇压罢工，南达科他、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工人运动进展依然缓慢，装配线上还有大量工人没有参加工会，没得到合理报酬，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
人人都看得出，格林根本就没读过《瓦格纳法》，但刘易斯研究过。法案尚在审议时，他就仔细研究过，并发现依据此法案，一个新的工会将在政府的庇护下诞生。旧工会的缺点相当明显。劳联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会员是一些充满疑心的小头头，大多是美国早期移民的后裔。与矿工和纺织工工会不一样，劳联的成员有锅炉制造工、木匠、机械师、家具商、冲床操作员、油漆工等，按照技艺的不同，他们进入了不同的行业工会。俄亥俄州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就派去代表，因为橡胶工艺有19种技能，就一共组成了19个工会。格林觉得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非常碍眼，不久之后，它就被分成了100个工会。
1935年10月，劳联代表大会在大西洋市举行，刘易斯正是在会上发出了“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喊。他呼吁按行业成立工会，呼吁工人按行业团结起来。比如，钢铁工人要有自己的工会，建筑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工会。他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实行罢工才会成功，但他的呼吁没人听，代表大会否决了他的提议。随后，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辩，木匠工会头头“大个子”比尔·哈奇森骂刘易斯是“杂种”，可谓失策。当着格林和几千个代表的面，刘易斯把哈奇森暴打一顿，使其皮破血流，被人抬下了台。刘易斯整了整衣服，点上雪茄，潇洒地走出大厅，从此退出了劳联。他写了封辞职信寄给格林，里面只有一句话，与给报社的解释一样：“美国劳联畏缩不前，一直朝后看。”随后，他成立了与劳联作对的工会联合会——产业组织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产业工业联合会（简称“产联”）。
暴打哈奇森的行为有些野蛮，但千万名工人在等待，他们有的缺乏技能，有的技能不够娴熟，他们在等待从经济奴役中被解救出来。现在，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式的人物眼中，有了一团火焰，马上就要点燃劳工运动。产联的会场上常响起歌声。会员们用《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唱起纪念死于暴徒之手的乔·希尔的歌：
我们开垦了荒地，我们建起了城市，让大老板们做生意，我们挖凿出矿井，我们修起了车间，让铁路延伸几千英里，我们创造出伟绩，却忍饥挨饿遭冷落。
落魄潦倒受人欺，工会给我们力量！
永远要团结！
永远要团结！
永远要团结！
工会给我们力量！
如果产联在1936年代表“左”派的非共产主义者，那么许多新政派逐渐相信非法西斯右派总部就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新大楼。这座大楼在华盛顿东北第2街，国会对面，1935年秋审就在此举行。大楼的大理石外墙上题字“平等公正，依法审理”。但德鲁·皮尔森和罗伯特·S·艾伦口中的“九老”[5]对于“正义”有不一样的意见，白宫和美国大部分地方的人，包括尘暴区和刘易斯领导的煤矿工会，都这么认为。当然，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所在。差不多30年前，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我们要遵循宪法。但宪法是什么，全由法官说了算。”《时代周刊》说过，困难的是，“自由主义的烈焰已经燃尽，现在只留下保守主义的一堆热灰”。就保守这一点，休斯是司法界和律师界的代表。罗斯福的法案可谓独立战争后最带革命色彩的法案。对新法有裁判权的地方法院都拥护旧秩序。联邦地方法院的大部分法官都曾为共和党或大企业效力，也都因而享有盛名，他们已成为公司股东、托管人、高级俱乐部会员。大公司的头面人物是他们的朋友。和那些人一样，他们觉得新政改革花样繁多，非常讨厌。在罗斯福任期的首个1000天即将结束时，100多名法官发出了1600张禁令，阻止联邦法律的执行。此外，知名律师写了大量文章，以私人身份做出裁决，否定了那些不受欢迎的新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瓦格纳法》的声明就是这种典型的伎俩。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发给会员，煽动他们抗议那些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这些法案违宪。
最高法院声名卓著，本应不受旧时代的约束，但法院内部的分歧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些人穿着黑袍坐在庭审席上，看起来坚如磐石，但一回到办公室后就分成了三派。威利斯·范·德凡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对亚当·斯密顶礼膜拜，程度尤胜胡佛总统。他们认为破坏自由经济的基本“规律”纯属犯罪。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属于中立右派，投票也采取这种立场。但是，他们的立场并不坚定，被看作摇摆派。只有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三人完全拥有20世纪的新思想。
1935年早春，罗斯福和最高法院就发生了冲突。当时罗斯福听说又有389起针对新法的官司，意识到宪法合法性这个问题不能再悬而不决了。于是，在一个地方法官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时，他同意立刻上诉最高法院。但选择《全国工业复兴法》来挑战最高法院，并不走运。9位大法官一致认定这项法案无效（虽然理由各不相同）。5月27日，休斯宣读了裁定。这一天后来被新政派称为“黑色星期一”。这一天如此黑暗不是因为《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判无效，毕竟这项法案已经变成了累赘，真正黑暗的是休斯的激烈言辞。休斯给罗斯福扣上了“罪犯”的帽子。他还史无前例地警告总统和国会，不要滥用宪法赋予的权力，不要使用联邦法律监管各州的贸易。
保守派法官想要恐吓罗斯福，但罗斯福是全美最不吃这一套的。罗斯福善于为自己辩护。星期三，他便召开记者招待会。埃莉诺坐在他身边，像新政第一个百日开始时那样兴致勃勃地织着毛衣。罗斯福说星期一的裁决是“自得福德·史考特案[6]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他回顾了休斯的言论。休斯说既然商业在各州，就该由各州的法律管理，就算这些商业行为会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的干预也是不合法的。休斯拒绝承认48个州都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成员，因此，他必然认为，不管国家的经济形势多么严峻，联邦政府也无权过问。罗斯福说，这些言论是“马车时代对州际贸易的旧定义”。他以这番话向休斯发出了警告。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罗斯福和最高法院想重修旧好是不太可能了。他激动地说：“总统先生，他们想毁了我们。我们要想办法把现在最高法院里的一班人换掉。”罗斯福暂时还比较乐观。一直到1935年12月，他还写信给参加伦敦海事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说：“最高法院多数法官不支持我们，赫斯特报系和85%的报社也尽唱反调。除此之外，一切都挺好的。”第二年刚开始，他就改变了想法。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宪。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派强词夺理地说，农业不属于全国性事务，将农业当成全国性事务，是对各州权力的侵犯，导致“中央政府借机对各州事务指手画脚”。艾奥瓦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听了这些谬论，气愤难耐，扎了6个草人当作那几个大放厥词的法官绞死。但保守派法官胆大无畏，他们继续判决《证券交易所法》无效（6票对3票）。萨瑟兰法官说调查华尔街的行为是滥用职权，“和星法院[7]无异”。接着，《国家烟煤保护法》也被否决（5票对4票），因为虽然煤销往全国，煤矿却在各州内。之后，《市政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5票对4票），理由极其牵强。照这样下去，新政的全部法案，包括社会保险和《瓦格纳法》都要泡汤。其实《市政破产法》不过是允许各州和联邦政府在公债的重新分配上协调，但主动权仍在各州。当然，在保守派法官眼里，只要联邦政府想参与各州事务都该禁止。
在最高法院刚成立的140年里，被废止的法律只有60项。现在，才一年多，休斯领头的最高法院就废止了罗斯福新政的11项法案。最高法院最近一次胜利是在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这次的成功非同寻常。他们先废止了联邦工资工时法，然后审理了莫尔海德对纽约州的诉讼案。这次讨论的是纽约州关于规定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结果，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将其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数法官写道：“个人订立合同的权利受到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保护”，“在订立雇工合同时，双方具有平等权利，可以向对方争取私下谈判时所能获得的最有利条件”。换言之，即便血汗工厂里15岁女工同万贯家财的东家订立的合同严重不公平，她每星期只能获得2.39美元薪资，巴特勒也觉得这份合同无可非议。联邦政府或者各州都不能干涉。无人有权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最高工时。
当晚，在新英格兰地区和北卡罗来纳州富丽堂皇的高楼里，人们举杯欢庆，哪管不远处纺织小镇的工人正在受苦，但政界的保守派人物则备感焦虑。事情好得过了头，恐怕乐极生悲。赫伯特·胡佛说：“有些州自以为有些权力，我们就还给他们呗。”60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兰登州长也和他们一起主张。共和党人竞选时模棱两可地许诺，要采取措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如何保护却只字不提。民主党人则呼吁制定“一项解释清楚的修正案”。只有总统保持缄默，他正在思考对策，他必须先连任。他对雷·莫利说：“这次竞选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我自己。人们要么支持我，要么反对我。”他预想人们会支持他，也预料到最高法院还会以更多的5：4或6：3否定新法。从某种程度上说，倒正中下怀。正如伊克斯所说：“最高法院这么做，正好给了罗斯福理由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诉。”
1936年，美国的政治生活还很简单，不像以后那样花样百出，足以扭转大选结果。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控制台，没有主要选区情况分析，民意测验的科学分析也才刚起步。选票结果在选举日当晚才能揭晓，两党会猜测结果，并找出各种有利数据。之后，一切自然明了（政治学者最会当“事后诸葛亮”），但是只有少数人预料到罗斯福会获得压倒性胜利。很多人认为他只能做一任总统。
他们倒不全凭空穴来风。4年前，罗斯福这位总统曾许诺会实现预算平衡，但现在国家每年的赤字高达60亿—70亿美元。700万美国人没有工作，政府的应对措施又被判违宪，全无用处。民主党现在虽然是执政党，但在过去80年里，一直都是少数党。对于许多人而言，民主党成员当选总统完全始料未及。这些年，牛顿·D·贝克、迪安·艾奇逊、约翰·J·拉斯科布、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约翰·W·戴维斯、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瑟夫·B·埃利、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佐治亚州州长尤金·D·塔尔梅奇等纷纷退党，民主党日渐式微。全国大报多数也不支持罗斯福。赫斯特报系在头版刊登社论，抨击罗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论坛报》的接线员接听电话时总会说：“早上好。你知道吗，你只有一天（或具体的天数）可以拯救这个国家了。”该报发表过的新闻题目有“支持罗斯福的威斯康星州的选区是罪恶的温床”和“兰登州长今晚前往洛杉矶游说，务求保全美国政府体制”。这些新闻显然希望读者弃罗斯福而去。
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反对罗斯福，多萝西·汤普森也是。著名的政治作家马克·苏利文在1935年就预测罗斯福连任竞选会失败。同年，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作为领导者的魔力显然失效了。”1932年，银行家和经纪人的资金支持占罗斯福竞选基金的25%，但今年他们只贡献了4%。事实上，从1936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常年资金短缺。兰登竞选获得共和党900万美元的资助，罗斯福获得的募款连其一半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