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着大塑料袋走进电子厂时，我不敢看保安。
一个尽职的保安，完全能从我的身形中看出虚弱。我根本不像主人那样熟门熟路，而像在过机关暗道：脚步狐疑、脊椎僵硬。显然，那个寸头男只是个长得魁梧健壮、杵在门口的制服道具。然而，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单靠肉眼，也很难在人潮中辨认出“非本厂员工”。况且，那透明大塑料袋是所有新员工的金字招牌。当保安的视线捕捉到那行李，便在心里已缴了械，默许通过。
不巧得很——我和下班的尖峰时刻劈面相对。
迎面而来的工装人多似江鲫，形成一处处即兴旋涡，我简直是逆流而行。迎面而过的每张脸都那样相似，如克隆复印般地令我窒息，我尽力收缩，把自己压成一束影子。等那澎湃人潮如洪水般涌过后，才大口喘气。
进入厂区，有序扑面而来——楼房排列有序、人们衣着有序、时间安排有序、车间工作有序。一切都按部就班，像启动后的火车，除非有明显理由，否则，它便行驶在规定的里程中。院内的细叶榕、大王椰、杧果树，叶片纹丝不动，常年不褪色地幽绿着。这些植物总让我感觉惊奇——还有一个平行于机器的植物世界，在完整地进行着光合作用。
这两个世界是两种节奏，两样频率，但在电子厂却各走各路，不犯冲。
乡村人涌向城市，这不仅仅是一场中国版工业革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都曾有过类似的发展阶段。在中国，进城打工的乡村人被称为“农民工”。而“农民工”和“资本”的博弈，直到现在，似乎才有了真切改变。
现在，男工大举入侵电子厂，入侵车间，入侵宿舍楼。
跟着女宿管阿丽走在通道中，我尽量悄秘低行，免得撞上两侧身影。
我匿居的B栋，正夹在A和C之间。从外表看，根本不知哪栋住女工，哪栋住男工——每一栋都是邻居的翻版，都是灰黑墙面；每一栋楼内每一个人的命运，看似毫不相干，却又难舍难分。
记得第一次目睹这些素朴楼群，我恍如进入大学城，灰白弥漫了整个空间（灰白的天空，四周环伺着大楼的阔影亦灰白）；一旦深入，却像进入《红楼梦》“太虚幻境”，所看景象皆如铁树开花：里面和外面全不相似。是的，楼道内是不折不扣的宿舍模样——棕红房门面对面，醉眼般一个瞪着另一个，中间是条长长的通道。昏昧的光线下，女工们面孔恍惚，身形如野猫。而走着走着才发觉，那通道地面刷着极为古怪的墨绿油漆，经年累月，现已斑斑点点地蜕皮，露出大小水泥点，似一条冬眠蟒蛇。
楼道长得不近情理，一直走，一直走，一路走过非但没有肃然感，反被残破寒碜吓了一跳。是的，它是旧的，好像这是一条昨日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末日之路，而它居然填塞进那么多擦肩而过的人影。一抬眼，看到楼道尽头处吊着个黑枪眼——不觉愣怔，挪不动步。
细看——是监控摄像头。
在那肃然黑洞的逼视下，我感觉自己肾上腺素高涨，脚步颠晃。
有那么一秒，我像电影里定格后静止不动的画面，像红灯时拉起手刹将挡位放在N。我进入的是一个怎样的微型宇宙？好像厂门外的都被封印起来，而这里有另一种幻术。这里的人们所承受的高压远非槛外人所能理解——所有人简直生活在一种俄罗斯轮盘赌的紧张中。
但阿丽并不知我曾止步。她走在前面，手臂一摇一晃，鞋跟咯噔咯噔。逆光中，她将所有的光亮汇聚一身，像先知领着信徒。她毫不掩饰鞋跟与地面碰击的笨重力度，啪嗒、啪嗒，浑然不知自己已触犯淑女禁忌。她以走在田埂的节奏向前，至一扇门处停止，举起圆环大钥匙盘，从零碎中遴选一把，窸窣捅开。那扑簌声响令我脊梁发紧，不知自己等下会和怎样的眼睛对视。
B224的屋门敞开后，我看到里面灰蒙一片。阿丽开灯，白光如水银泻下：空空荡荡，并无一人。她将钥匙取下后递给我，朝一个空铺一指，母牛般黑洞的眼里骤起柔光：“你，就睡那儿吧？”这句话里全是肯定信息（经由一种商量的疑问句式，一种抱歉带笑服侍人的甜软音质，传递出再清楚不过的信息）。她要走（要给两岁女儿打预防针），所以褪去惯常的湖蓝马甲、灰T恤、黑长裤，换上出门的墨绿长裙、黑丝袜、浅口坡跟皮鞋。她甚至没让鞋尖朝屋内挪动一寸——她的雍容和里面的粗陋完全不配套。
“我走啦！”回头的一瞬，阿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娇媚模式，然后疾步逃出墨色长廊。
自2014年1月，我选择东莞樟木头镇工厂路作为主要研究地点时，根本没想到，这段时间会如此之长——直至2015年10月才结束。近两年间的几乎所有周六、周日和假期，我都消耗在这条路上。我反复行走于工厂路——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杂芜毛糙，都如细微神经，跳动在这经济血管上，让这里混杂了乡野、科技、江湖等各类味道。
但我在工厂路最初的田野调查是一连串的尝试和错误。
和女工喜欢向同类吐苦水不同，我的性别特征在我试图研究青年男工时成为不利因素。我如何才能进入男工宿舍？如何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将那些隐没在人群中的特殊个体找出来？男工对陌生人的戒备心更强，根本不愿正面回答问题，更别谈走入他们的生活。当我试图找他们聊天时，发现他们下班时间多为晚上九点，而采访结束后的十一点已无公交车。
直至阿坚出现，才给我穿插些许意外的好运。他不仅是电子厂宿管，还读过我的《工厂女孩》。当我说想在电子厂门口租住小宾馆时，他胳膊一挥：“就住在厂里吧。”
直至住进B224，我的调查才有所突破。
事实上，住进宿舍比参观宿舍有意思得多。一旦置身其中，这个转弯即撞墙的卡夫卡式小城堡便真切起来。这艘小船连同簇拥它的波涛都触手可及。此前，船上的一切都是荒腔走板的幻影——参观者永远不会了解一艘船的真相，以及风暴、海水的湿度、各种生物的交配、死亡的过程。对参观者而言，一切都像是上网Google搜寻出的资料，被遮蔽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他们所能提出的要求又实在太少。他们会说这船“好壮观”，却因从未参与航行，也就很难深入其中。
现在，我坐在B224的船舷边，快速切换着脑际频道，感觉眼前的一切都触手可及——环墙放置着五张高低床，四张的下铺都搭着布帘子，只剩我的这张空空荡荡。铺好被褥躺下，发现床板坚硬如铁。身体习惯性朝前一拱，但脑袋一空，一阵生疼，发现枕头掉在了床下——脑袋碰到了铁栏杆。若要睡得安稳，最好有两个枕头：一个竖着堵空隙，另一个横着放脑袋。
对了，我还需要布帘子。
人类文明从远古进化而来，一路颠簸，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东莞电子厂女工宿舍，便浓缩成一块布帘子。我收拾了床单、拖鞋、牙刷、面霜，自以为面面俱到，却忽视了布帘子的必要性。现在，四张床都垂帘听政，形成封闭小皇宫，只有我这赤裸大张，破坏风格。现在，无论我的床单、枕头、被套如何干净整洁，都如手术中的人体内脏，让人不忍盯视。三人成众，二人为仁，既住进宿舍，便要服从这里的基调，不能让自己的床像异物般傻乎乎摊晾。
需要遮挡——即便文明被挤压到最低一层，依旧需要遮挡。需要一块布（一个绝缘体，一个防护罩），让对方和自己的行动，处于视而不见、盲无所觉的状态。若在别处，聚起如此繁多的颜色和图案，会显得混杂，而在宿舍，一块块布挤挤挨挨，居然有种古怪的和谐——许是周围环境太过粗陋，这些织物的纤细柔美反倒珍贵。
后阳台一米宽，两侧的两个小屋宽不过两米。左屋贴瓷砖，挂钩垂着毛巾、搓澡巾——像是冲凉房。但莲蓬头在哪儿？这里四壁皆空，无任何凸起物。右屋是卫生间：底部嵌白瓷凹槽，墙角立垃圾桶，后窗栏杆积满灰尘。但水龙头在哪儿？既没看到水箱，也没看到水龙头。返回左屋转了一圈，又回到右屋——我在两个屋子里转来转去。阿丽走得匆忙，什么都没交代，只留下这个戈壁滩让我自己勘查。
我静止在阳台上——对面A栋的窗户上挂满衬衫和牛仔裤。如果他们能洗衣，那这边一定有水龙头。便再次折回小屋，仔细逡巡，盯视每一寸。这宿舍好生奇怪——连水龙头的位置都那样诡异。
终于，看到根细长灰管爬行在阳台窗口下，真的缀着个小水龙头（难怪我遍寻不见）！
在宿舍，所有烦琐的欲望都被凝练提纯，而只剩下最后的、最本质的（根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农民工的居住地点中，93%有自来水，79%有卫生间，37%有管道煤气或天然气）。
显然这个屋子是陈旧的——屋顶吊着陈旧的大风扇（湖蓝叶片粘满油污）；水泥地涂着陈旧的绿漆（但地面平整，垃圾入篓）；两排陈旧的铁柜，上下共十个（一张床配一个柜）；半空中拉扯着铁丝（吊着十几件陈旧的衣衫）；只有一张五十公分的小桌（于是，靠桌的床主人便成了土豪）；而我亦幸运——床对面倒扣着个纸箱（箱底可作桌面）。但宿舍并没有异味——风通畅无阻。绛红门板虽皲裂，但门板上方的玻璃窗大敞，任风穿过阳台，穿过厅堂，再穿过门板后，自由飞翔。
原来，海边电子厂宿舍的风格，是城乡结合地带的风格；原来，宿舍的外形虽已都市化（水泥、瓷砖、电灯、吊扇、插座），但内里却依旧飘着浓烈乡村味——贴满瓷砖的浴室，要舀水手工冲凉；在嵌着凹形便盆的卫生间，要端水冲刷。
我再次躺下，形销骨立，摊平身体。脊椎下的薄床板，像硬生生长出锥子。唉，还需要垫子——厚垫子。我在硬板床上迷糊了一阵，起来后肩酸腰痛，口干舌燥。但我没有水杯和暖壶，亦不知在哪里打水。燥热原本只潜伏在皮肤下，等发现时已格外壮大，如星星之火燎原。现在，我需要水，大量的水。而突然，我想到要喝可乐。
这是种怎样的异变？起初，只是想喝水，而喝水在宿舍是件困难的事，于是甚而想到喝可乐——比水更高级的东西。于是，可乐不仅仅是饮料，还是惊喜和胜利。明知有防腐剂，会发胖，但那干渴的滋味却如芒刺在背，唯痛饮才能治愈。原来苦到极致，竟能催逼着欲望长高再长高；原来石头再重，也压不住春笋拔节。从床上跳下，满眼都是两个字：可乐。
平日的工厂路像个批发市场，人群摩肩接踵、挨挨蹭蹭；小汽车、公交车、货柜车嗡嗡，闷雷般滚过；空气是厚重的：人体的汗腥味、饭菜的发馊味、苹果香蕉的甜腻味、车间的机油塑胶味混合成一种让人不能忍受的味道。而春节后，这里却行人孤单，街面寂寥，榕树静默。偶尔驰过货柜车，也像在溪流里打了个旋，又呼啸向前，越发显得这里宽敞安静。甚至，连垃圾都少了许多。无论厂房、农民房或小商铺，都像商量好了，无一遗漏地贴起对联：左边“宏图大展”，右边“一帆风顺”，中间一个“福”字。
从“减价”“亏本”“狂甩”的大黑粗字中穿过，进入小店，感觉空间整个暗淡下来，像进入一幅黑白照内部世界。抬眼看到老板娘，尖下巴、红唇、吊梢眼飞入两鬓、瞳仁含怒带笑，颇具喜剧性。她的明艳像一盏昂贵立灯，与丑旧的街道完全不配套，悠悠然放着光芒。她的美既明晃晃，又冰凉凉，似乎只是为了演绎某种美丽的形式。
她上下打量我：“新来的？”奇怪如此艳丽的美女却不幸有一副乌鸦嗓子。
见我支吾，又道：“宿舍几个人啊？”
我真的好生奇怪——这种三十岁出头，貌似尚且美丽的女人，总给人一种热而潮湿的感觉。她虽站在一堆货物中，但感觉她的四周像荒芜的沙漠地带。
我简直有些气急败坏：“几个吧……”
于是老板娘哼笑一声，像证明了某种判断，不由得沧桑感慨：“没住满吧？”
她的小店已开了十几年，见证过这里从早到晚人群川流不息的盛况，而现在，她好像还生活在那盛况的余韵中，对严酷的现实颇不习惯。她像站在时光橱窗里，脸上浮现着上一辈人的悲恸表情。但那怨念只是一瞬间，即刻，她返回阳间。
她耐心推介：“铺床的垫子有二十的，也有三十五的。”
但那两种都看不到内里材质。见我犹豫，她另辟蹊径，调门拉高：“还是棉絮最好。”
可那货和我印象中完全不同：脏白棉胎外纵横着粗大网格，但比垫子厚，只需二十五。没别的选择，只能拍板定案，买了。
在这样的小店购物，完全丧失了在大超市纠葛迷阵中穿行，对比对比再对比，最终揪出心仪货物的欣喜。在这里，简直不用挪动脚步，一切都一览无余。时间在这个小店，发生了神奇的倒退——陡然间，退回到十年前。那时，到小店进行极简单货物交易的人，都穿着过大的衣衫，脸型消瘦，眼神笃定。
我选定了一款枕头（十元，蓝黄格布面），老板娘说原本是有雅致些的，三十元，一年都没卖掉，所以只好退货。而水桶（十元）和脸盆（五元）都是中型——为让盆子刚好搭在桶沿上。另购卷筒纸（三元），水杯（十五元），毛巾（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