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七，电子厂正式开工。
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像一级级走下台阶；而从镇中心到工厂路，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这条路只有一条主干道，两侧除厂房、宿舍，还夹杂着形状各异的农民房。到处是飞土扬尘、断瓦颓垣的破烂路，到处是迅疾狂飙披靡不能御的大货柜，到处是一个个方形亚克力的小灯箱，到处是粗糙，到处是狰狞。从2014年至2015年，这条不起眼的窄巷子，书签般强行插入我的脑海，成为我最重要的活动场所。慢慢地我发现，时间越久，这条路也如宫崎骏的奇幻城堡，变得顺眼许多。
春节让这里有了些许变化——大红色从各处跳跃而出（大红色的对联、大红色的灯笼、大红色的礼盒、大红色的外套），形成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但每一个走在工厂路上的人都知道，红色不过是偶尔的童话。节后，这些颜色不会像花朵般慢慢枯萎，而是突然间，在某个时刻，像患上失忆症，所有的鲜艳一并消失。突然间摄影棚灯光大亮，黎明将至，才发现这里的真相原来是，灰白的楼宇、棕黑的人群。
从空中俯瞰电子厂，会奇怪那些蜂巢楼组合成一个大哑铃——左侧宿舍区（操场、十几栋六层楼），右侧厂区（厂房、仓库、办公楼）。三十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大片荒滩（夜晚是漆黑旷野，根本无明显建筑地标供辨识）。当第一座楼房从暴晒的红土层中拔地而出，像引擎，点燃了此地的改变。车间里亮起的白炽灯、轰隆隆的发动机、统一样式的工装，皆带来一种“有什么事就要发生”的暴力宣言。就像字典的编纂总跟不上字词变化的速度般，大荒滩的昨天已远如旧石器时代，倏然不见了踪影，现在的这一片，早已繁织错绣成工业版《清明上河图》之不可或缺的一角。
早晨八点半，穿着湖蓝滚边马甲（滚边颜色不同，职位不同）的工人从宿舍走出，穿过高耸的大王椰，黑压压地会聚在篮球场。突然响起的鞭炮声，制造出亲密祥和的气氛：晨会开始了。而真的很奇怪——一年中的第一次会议，十分钟便宣告结束。人群四散后，半空中仍浮动着充满现实感的硫黄味，地上残留着妖异的红碎屑。
顶着禁令放炮，完全是中国农民会有的举动。难道这家工厂的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笃信完成了这一类似宗教的祭祀之后，便可让工人们内心平衡，勤力工作，继而让利润肥大？
直至鞭炮炸响，空中飞扬起小朵焰星，直至那极便宜的小炮仗制造出流弹四射的华丽效果，电子厂才从宿醉中醒来，准备干活。
宿舍管理员阿坚高大帅气，忙得昏头涨脑，却总是笑吟吟的，浓黑的瞳孔放光。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变得比女工多了。”他从《宿舍分配表》获悉这一信息后，险险地吓了一跳，像窥见谜中之谜，浑身一悚栗。
阿坚的办公室是平房最顶头的那间，门口挂着“宿管”的牌子。墙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显现着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全厂总共三千两百人，住宿舍的两千五百人中，一千六百人是男工，九百人是女工。阿坚感慨：“九十年代，工厂里八成都是年轻女工哦。”
城市需要工厂来提升GDP，而工厂运转需要工人来当帮手，但现在的电子厂，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工厂一样，正遭遇“招工难”的问题（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到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以“80后”“90后”为主，占总人数的60%；有50%的农民工集中流向六个省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上海）。
2013年是转折之年。
变化似乎发生于2007年：各个工厂都出现了招工难现象。员工的离职率也从千分之几开始接近百分之一。到2008年上半年已较为明显。很多工厂有订单，但长期招不够人手，老板就鼓励老员工介绍老乡和朋友入厂，并对介绍人给予奖励。
2013年，东莞长安镇某厂的招工广告是——“入厂满一个月，即送千元大屏智能手机”。
直至2013年，工厂里男工多于女工似乎已成大势，阴性帝国近乎全盘失守。那座古老大宅院不断坍塌断裂，已变得摇摇欲坠。成千上万朵花茎迎风而立的场面被逐日消解，直至，年轻女孩儿稀缺如蓝宝石。
电子厂工人的构成不似河流般一股股浑浊，却如彩色眼影盒区块明晰——主力是长期工：劳动合同一签一年（但能干满者为数不多）；辅以零时工：只和工厂签短期合同（刚出门的男孩大多选择这种方式，觉得签长了受限制）；再用学生工来调剂：寒暑假到来后，来工厂实习的大中专学生皆满脸青春痘，情绪紧绷，暴雨般呼啦啦地来，呼啦啦地走。
一旦开工，电子厂便如钟壳内的齿轮自动运转起来：咔嗒、咔嗒。每一刻都被放大、净化、定格，变成产品后出库方可流逝而过。这地方实在像一道拼盘——货柜车与小学生、物料单与鸡蛋饼、QC（质检员）与美式咖啡。人一旦来到电子厂，难免会为一种混搭、戏谑的风格所裹挟，会努力让自己处于见怪不怪的状态。
进入宿管办的男工，顶着各类时尚发型（长长短短，棕棕黄黄），而阿坚却是不变的黑平头（他也是“80后”）。问他为何如此“大众”，他将双手用力一拍，做出个摩擦手势（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手势）：“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哦！”
关于男工发型，阿坚有自己的观察——1995年、1996年出生的男工，最喜赶潮流，穿时髦的衣服，做古怪的发型；2010年，男工流行烫小卷；2011年是染黄色，半边长到遮住眼睛；2012年是鬓角短平，但会剃上字母（Z）或各种符号（十字架）；2013年至2014年流行挑染，一缕红一缕蓝，还流行将头顶两侧剃平，中间高耸如草堆，脑门处是三角形。
我脱口而出：“莫西干头！”（莫西干族人留的发型。）
但阿坚却是第一次听说“莫西干”。
啊！从印第安人中的莫西干族，到作家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西干人》，再到电影，直至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发型，“莫西干”已基因突变，不间断地转化，转化，像驾控一艘星舰迷航，顶端一明一灭地孤寂飞行，直把印第安部落祭典的精髓全部抽掉，只剩脑袋上的三角形。称自己为“莫西干”的是一代人，顶着“莫西干”发型的却是另一代人，这之间发生了多少事我不得而知，而传说只是传说，现在只是现在。
阿坚讪讪一笑：“估计男工们也都不知道莫西干，只是看别人理了这种发型就跟风。”
人像软体动物般栖身于词汇的贝壳。人对居住地了如指掌，但却并不知道屋子因何而建。人永远都弄不明白那些词语以何种速度传递又进行了何种交配，而最终与自己相逢。现在，所有和原始莫西干有关的气息全部消失殆尽，我看到的莫西干，一路贬值，已经彻底世俗化。
于是，发型在工厂成为颜色革命，席卷了所有雄性青年；于是，下班后男人们将帽子摘掉露出头顶，穿墙凿洞地往厂门外挤，急着去大街上挺着身架晃悠招摇；于是，电子厂不得不做出如下规定：“男工不得染三种以上颜色的发型。”
啊？怎么会——三种以上？！
……会。
要想蜕下过去身份，在另一个部落嬉笑夸谈而无任何负累，便要经过一个痛苦万分的过程——恍如蜕去人皮，背叛自己的族裔，以一种悲剧化的状态，换脸、换血、换发型、换名字，慢慢熬煮成“另一个人种”。一毫毫、一寸寸地变，很难很难地改变。直到像关掉电脑一样忘却所有过去的联系，将自己重塑。
阿坚总结“90后”男工的特点——喝酒、抽烟、打牌、赌博（多数在外赌，有时也在宿舍）。
我不解：“这是种发泄压力的方式？”
阿坚的两眼像那种装电石的脚踏车前灯，有一种奋力踩踏后从晦暗的内里烧出的灼灼强光，他颊肉乱颤地大笑：“啊！男人并非压力大才这样，这是他们的天性哦！”
脏话是男工最明显的罪。
其实宿舍和车间离得非常近，简直楼挨楼，但却各有各的日月星辰，你方唱罢我登场。进入车间要被检查（通过电子设备搜身），这已昭示了一种确凿的事实——在工厂帝国，车间才是正殿，宿舍不过是偏殿。透过硕大玻璃窗能看到车间内部——开阔的空间里拉开一条条线，线的两侧站着一丛丛穿着相同服装的工人，箱子被拉出、拉进……你所看到的场景如彩塑那样神情隐晦，因为这一切都被利润包裹，有着一言难尽的金字塔生物链复式结构网络。
男工们在车间里经受了什么，别人不得而知，但回到宿舍后，他们会高频率地发射那个字——在北方是“操”，在南方是“屌”。“屌毛”是男工最常见的互称。“傻屌”简直是爱称。并非到了最激烈、最难忍、最不堪的时刻，这些词才怦然迸发，在工人们的平常生活中也是处处可见。
香烟是男工最孤独的罪。
每天上午和下午，电子厂的车间各有一次工间休息时间，每次十分钟。听到铃声后，男人立即从工位上站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进吸烟室，摸出烟包，拿出一支烟塞入口中，点火。当浓烟从口、鼻中同时冒出时，整个人像要融化。烟瘾大的人，十分钟内能连抽两根。
在夜晚的宿舍，烟头更像是男人的肢体（一种似是而非的肢体）；像最敏感、最容易受伤的生命末梢；像所有幼嫰的胚芽，有着令人心悸的柔软。嘴唇轻轻上扬，拉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后，开始用力吮吸，如婴儿咂乳，再让薄雾喷吐而出，吐得一本正经、实心实意。啊，那些刚刚布满胡楂的嘴唇为蒙昧的感官所启示，所做的喷吐姿态那样沉迷（宛如初尝禁果）。
男工吸烟的模样像发狠，每个人都如夜间畜栏里反刍胃囊中青草的公牛。苦熬苦站十小时，是需要痛快瓦解一下。猛吸一口，肉身像雾般获得自由。虽然这空挂挂的自由实在有些寂寞，但总算能熬到睡眠降临，在床上倒成个“大”字形。天天做一样的工作，一直做，一直做，真的会让人发癫、发痴，然后发疯。于是，头顶金黄卷发、身形瘦削的男子，从齿缝间迸出“屌毛”后，从耳侧拿下香烟，点燃，猛烈吸咂，再狠狠用鞋尖蹍灭火星。
恋爱，是男工所有罪行中，最核心的罪。
“90后”喜欢进大厂，觉得“人多好玩”“容易找对象”。从墙报上可知，厂内有各类社团（羽毛球社、器乐社、乒乓球社、篮球社、舞蹈社、骑行社），业余生活貌似相当丰富。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句威严训诫——“不得勾肩搭背”。
这话真是煞风景（而我真的隔着玻璃看到了）。
这是什么意思？——别再装模作样了，你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嘴上君子就免了吧。然后，一道捉贼的电筒光圈便落在了一对男女身上。
从进入电子厂的那刻起，这个封闭空间所形成的场合，一直都在强调纪律、规矩、制度。我虽然看到男工女工成群走过，却从没把这些工装人落实到性别上。直至现在，看到这歇斯底里的喊话，那锋利狂狷的真相才裸露出来——这里不仅是工作的竞技场，还是性别的角斗场。在这里，到处晃悠着正值求偶期的男女，那些嘴角抿着骄傲或谦逊弧线的年轻个体，很容易被爱火击中，上演一出大红大绿的感情戏。
然而那句警告语——“不得勾肩搭背”却让行为走向了它的反面——此地的男女如胶粘苍蝇，越想震动翅翼挣脱出来，却为越来越黏稠，甚至喘不过来气的暗示（性的暗示、青春的暗示）所捆缚，每个人都带着嗑药后晕茫茫的痴傻陶醉状，空空地张着嘴，像是期待着什么。
夜晚从宿舍楼穿行而过，你会惊诧地发现：原来整个电子厂都弥漫着澎湃的荷尔蒙。从一小格、一小格玻璃窗里望进去，发现这里是个肉身森林——那些横七竖八的肱骨、肩胛、背脊，那些黝黑或青白的臀部，那些紧绷或肥腻的大腿，那些纺锤状的乳房或胸前贴着两粒梅干的乳房，那些金黄头发和噘起的嘴唇，共同组成了一个鬼魅世界，像超市里巨大电视墙晃动的各种小画面。
一个滑轮小子从眼前飞驰而过（牛仔裤、立领黑夹克、银拉链、麦粒色头发），驶向另一个装扮如他同款的女孩（同样黑夹克、银拉链、麦粒色头发）。这些注定要相爱的男女，像脑中被放置了卫星定位系统的候鸟，毫无困难地在电子厂浩荡的人群中找到另一个，然后四目相对，光焰爆炸。
盗窃之罪，是无知无耻之罪。
十九岁的石一跟着姐夫（劳务公司的头）来到电子厂，做“学生代表”（协助工厂管理和他一起来的近百名四川凉山工），所以他对车间并不熟悉，“只进去过两次”。这男孩解释自己的名字时，说“石头的石，一二三四的一”，但即刻被阿坚纠正为“单人旁，衣服的衣”。阿坚用厂里的统一标准来修正别人的名字，根本不理睬名字所有者自己的声称。于是，个人的“一”为集体的“依”所替代。
那男孩满脸羞涩地微笑，虔诚地聆听阿坚的教诲，扮演那种招之即来、来之即笑的乖崽模样。他有一米六八，精瘦黧黑，脸庞窄细，五官精致。若他的个子再高点，脸盘再大点，皮肤再白点，完全可以去演电影，因为他的五官简直凸凹得异常绝妙，像神迹被凡人目睹。那眼睛如大山深处的黑泉，那鼻梁耸立得实在陡峭，而嘴唇的弧线简直是工笔画，最可怕的是那睫毛根根墨黑翻翘，闪动着豪华的男性气味。这样奢侈的五官，每一样单看都是冒险，却会聚在一个有限面积中，让人看了又看，欲罢不能。这面孔美到摄魂，既野蛮又无辜，简直像照妖镜，其余人全是丑八怪，根本不该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