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儿媳都在食堂吃饭，基本不花钱，家里只剩他和老伴及孙子。我想当然地帮他设计生活：“那你老伴买菜做饭，你带孩子喽？”他笑着摇头：“唉，我家的女人都不做饭！”
我恍然大悟：“那您，也是大师傅？”他羞涩地点头。
他老伴（也五十五岁）在旁边玩具厂当清洁工，一个月两千多。儿子儿媳的工资悉数存下，老伴的收入缴房租、买日用品。老孙没有养老保险（据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均在10%以下，远低于城市居民的相应比例），但他对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并无那种举目无亲，被孤独、疲惫缠身的哀叹，只是对岭南的天气略有抱怨，感觉这里和明净爽飒的延吉差距太大——“热起来真是难受！”
屋子像烤炉，冷气开一整天还是顶不住，入夜后感觉天花板和墙壁把吸了一天的热又持续吐出。半夜醒来，推开卧室的门朝客厅走去，感觉炸弹爆炸后的热力依旧在灼烧，温度不下三十九摄氏度。从四月至十月的漫长夏日简直像噩梦，热得让人抓狂。头晕、脑袋缺氧、张着嘴喘不上气。“又不下雪！”“到处是虫子！”“身上起疹子！”……
但是，慢着，“这里能挣上钱儿！”“这里能存住钱儿！”
“钱”在老孙嘴里发音古怪，用力从唇间蹦出时，后面总裹着个无限柔情的“儿”。
他笃定地望着我：“有手艺也不一定能存住钱儿。”
那声音听起来非常江湖沧桑：“如果自己开饭馆，累，麻烦，到头来还存不住钱儿。”
老孙将此前经历的可笑的事就这样一笔带过，而那种创业失败的痛却如遭斧劈，热乎乎的血也是流过一摊的啊。好在老孙有个结实体魄，没被那场大劫难把命索去。此后老孙得了智慧，教导儿子务必放下幻想，以能“存住钱儿”为第一要义。
于是老孙安然踱步岭南小镇，将种种不适化为乌有，眼瞅着身旁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小伙子呼啦啦潮涌来又潮涌去，而他岿然不动，只因这里“能存住钱儿”。
“热了喝凉茶，虫子多时放樟脑丸，起红疹抹清凉油，想看雪回老家去……哪里有过不去的坎！”老孙呵呵笑，一派好脾气。不，他并不想死守着故乡，对那滞重封闭之地不抱任何浪漫幻想。他只求带好孙儿，解决儿子的后顾之忧，一家五口团圆。
说话间，他的老伴回来了：黑白格圆领衫，黑色紧腿裤，短发，干练得像四十岁。当奶奶的一把将孙儿从车里抱起，虎虎生风地朝前走，而老孙推着空车，依旧不紧不慢，肃然端庄，毫无半点浮躁之气。这爷爷、奶奶和孙子一同走在南国的街道上，让长白山的雪变成了一个梦中的等待。
再见，北国；再见，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小罗三十一岁，细条身子，小长脸，肤色青白，女人般娟秀（甚而，娟秀得有些孱弱）。他这种模样在农村叫“相公身子”——最怕痛，在田里被蚂蟥叮一口就要喊爹喊娘。现在，他手里拽着个一岁多男孩，胳膊上挎着个灰布小袋，芹菜从袋口招摇而出。阳光洒下来，让男人和孩子的脑袋上都顶着团亮光。这画面貌似温馨，却让我感觉别扭——原来，“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中国广告语，到了电子厂已遭无情地变形。
小罗极其寡言，即便开腔，也话音绵软（不是没吃饱饭，是元气不足）。孩子从手中挣脱，跑到前面玩，当爹的就脚步颠晃追过来，揪住后衣领，生怕他摔跤，可这个大人自己却像比萨斜塔，即刻就要坍塌。唉，男人变成这个样子，真是太……太……太对不起观众了。再加上孩子和芹菜，简直是对雄性几千年累积塑造而成伟岸形象的鞭笞减损。
一路减、减、减，直减到不能再往前的边界时，男人到底是什么？
小罗在电子厂做了四年，老婆做了三年。老婆生子后，他便辞职带孩子，日常生活靠老婆三千元工资维持。为何是他当全职爹地？他父亲早年过世，母亲七十多岁（自然无法帮忙）；丈母娘有自己的孙子要带，而请保姆花的钱比工资还高，又不放心，索性——自己带。
——谁带？
……这时，女工强悍于男工的大势起了作用。
小罗和老婆都来自湖南乡村，初中毕业，都是普工，但老婆挣的比他多（每个月多五百吧）。小罗的脸上纠结出一团苦笑——到了这时，总算有了气急败坏的男子汉气概，娘娘腔变得尖锐：“哎哟，我们干的活是一样的哦！”但他没老婆干得快、干得好，所以拿的钱少。听老婆尖啸咒骂时，这个腼腆木讷的男人哆嗦着，简直不是用耳朵来听，而是用鼻窦、额头、后脑勺来接受刀割。
小罗不会跟暴躁老婆计较，通常以含混表情敷衍，以维持家庭稳定（后来，我在厂门口见到了他老婆——腰肢臃肿，像块戈壁滩大石，有双略突出如甲状腺亢进病人特有的金鱼眼，手脚又不成比例地小巧）。
好丈夫小罗微微一笑：“带孩子比上班累啊，所以我让她去上班了啊。”
于是，这个家的最低收入者当起了全职保姆；于是，小罗挎菜兜、领孩子。他苦笑承认：“她是比我能干哦。”
这是传统阴阳界限崩解之时吗？这样的结果，不但吓坏人，也绝望人。
阴盛阳衰，其惊吓度简直不啻于大白鲨闪现，而现在，我们都在海滩，都在水里，随时随地能看到三角形旗帜滑来滑去，不折节屈就简直不可能。
小罗的脸并不黝黑毛糙，反而细腻光滑。他整日领着孩子，买菜做饭，从厂门口进进出出，怎么会这么自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委屈？这男人像经历了一场灾难，搁浅在某处的礁滩上，无法更进一步，便接受了残次品的命运。
我深知每天和尿布、奶瓶、锅碗、汗衫搅在一起的滋味。日子久了，会感觉手上脚上套了枷锁，让人发癫发疯。那样的时日，根本就是贫乏、空洞和无趣的组合。一直磨，一直磨，直至孩子脱手，自己也头发油腻、步伐邋遢、面孔模糊，整个人都走形变样如风干痨病鬼，完全不解外面人事全非时空挪移。
从普工到家属——小罗的地位似乎又降了一等。然而走在阳光下，迈着细碎步子的他，嘴角始终挂着浅笑。那笑一直盛开，让他整个人被一种明亮、愚痴的表情笼罩。
院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孩子（和小罗那黑瘦儿子不同），太阳光一照，蚕宝宝般白胖。
父亲叫阿勇，四川人，从部队退伍后南下打工，先在镇派出所做协警八年，又到电子厂当保安四年。老婆是老员工，干了十二年（后来我在大门口见到她：纤细、白皙、戴金丝边眼镜、绾发髻，像女教师）。
他很怀念干协警的日子——“不累！”而且，“只是白天上班”。电子厂的保安分白班、晚班，各上十二小时。和小罗一样，阿勇家也没老人帮忙带孩子，所以夫妻俩采用“老婆上白班，老公上夜班”的生活模式。
阿勇患有严重失眠的原因，完全拜职业病所赐——一天天晚上上班，神经长期紧绷如钢丝。若被保安队长或主管在巡逻中发现打瞌睡，那就是灭顶之灾（立即开除）！每周还要参加三次训练（每次一小时：嗨！呼！哈！一群废材陷溺于自恋感伤中）。但他丝毫不敢懈怠、抱怨或离职（眼瞅着人到中年却毫无技能，再就业的机会非常小）。
他苦笑：“其实，保安也是高危职业。”
他的同事抓了名偷盗的打工者，虽受到工厂表扬，但却被偷盗者（治安拘留完后）及其老乡饱揍至打断鼻梁；另一名女保安，执勤中被男工强行袭胸。报警后，对方称“她发骚在前”，弄得她愤然辞职；另一名矮个保安，例行检查时和男工发生冲突，对方仗着个头高，直接把他打翻在地，并夺走工作证！
保安要管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些孤寂之夜中的异乡人，城市边缘人，潜在的疯子或自杀客，一旦触到霉头，那层包裹在外的透明皮肤破裂后，便幻化出一个超级变形金刚。所以保安的分分秒秒，都过得非常小心。保安要不惜交出自己，让尊严被蹂躏，把正常人不可能忍受的强暴和屈辱视为某种试炼。就像……就像爱上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当保安容易吗？熟悉工厂制度，熟悉每一个经过门口的人，熟悉全厂的消防设施，熟悉车间的业务流程……需要三四个月时间。剩下的，就是面对各类突发事件。然而，保安的头号敌人其实是……寂寞。尤其是夜班，保安们十二小时铁青着脸，挂着张阴鸷沉默的面孔巡逻，时刻提防那黑暗中更粗暴残酷之事的发生，真是种难言的煎熬。
阿勇笑自己从来不买外衣，只买内衣。“有保安服嘛！”但显然，阿勇和小罗不同——好像那制服是种紧箍咒，能让人全身绷直不松懈（在小罗身上有种万念俱灰的松垮劲）。阿勇不同——鼓绷绷皮肤，亮晶晶眼神，手脚动作迅疾，浑身干练。
此前，阿勇一家一直住在厂里家属楼，但上个月搬到厂门口对面“温馨住宿”。那边两房四百八（比厂里贵一百八），但离大儿子学校近，买菜方便，房间更宽敞。
原来，那骑自行车转来转去的九岁男孩，是阿勇的大儿子！
那男孩精瘦白嫩，美得不可方物，俊得堪比少女漫画中的男主角。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眨着又大又亮的眼睛道：“同学们都叫我徐掌柜。”
徐掌柜小学四年级，各科成绩八十分左右（且低于全班平均分）。看我摆出煞有介事深聊学习的样子，他小脑袋中的微型宇宙即刻发出信号（哇靠，这女人像老妈一样唠叨吔），登上自行车，挥手大喊“拜拜”，转瞬便钻入炭笔画般的黄昏人潮，不见踪迹。
阿勇面有愧色，说忙着照顾小儿子，根本没时间管教大儿子，所以徐掌柜便如蒿草般野生野长，性格日趋古怪。那孩子对谁都那样——有股说不出来的轻微警戒和冷淡。而那个小点的孩子有父母疼爱哄慰，娇气得很，整日哼哼唧唧要抱要吃。
对徐掌柜来说，下午四点半放学后，实在是有太多无聊时光不知如何打发。于是他甚至学会了打台球。而且，也去网吧打游戏。甚至——去街边冷饮店装模作样点果汁点咖啡点冰沙。总之，徐掌柜已玩遍工厂路各个缝隙，知道怎样将手中多余的垃圾时间一一打发掉。
“路上倒都是熟人……”孩子出去玩，父亲不怕被坏人拐走，可总那样宽松放养，成绩自然节节溃败。但做父亲的哪有时间辅导？真的拿起书，脑袋里也是团乱麻，怕讲错了更添麻烦。若去辅导班，那简直不是去辅导，是去烧钱。去了两个月，花了两千元，成绩和原来一样，就不去了。
索性，一切靠孩子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