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嘴一张，整个大厦即刻坍塌：每一个汉字都如空中白布，被吹得破破烂烂、丝丝缕缕，又像不上釉的土陶，砺且涩，疙疙瘩瘩。进入电子厂对这个凉山男孩来说，不仅是进入工业时代，还进入了一个被汉语命名的象形文字世界。他不知道“一”被公然篡改后，自己的名字已折损了原本的含义——这简直堪比对他本人的折损。他仰着那张蜡像雕琢般的面孔，慢慢熟悉电子厂、熟悉汉字的过程，其实就是被折损的过程。在陌生的语言丛林里行走，处处是陷阱，处处是倾覆。他虽已失去重心，但在颠踬于途中努力不让身体倾斜，让眼前世界如好莱坞大片，一幕幕渐次清晰。
凉山男工到后的两个月，简直是麻烦不断、惊险连连。
第一饭堂内有个小卖部，卖饼干、花生、瓜子、牛奶、啤酒等（和厂外小店并无差别），但却贴满一行行手写纸条：“你已进入录像区”“偷一罚百，并送公安局，请自觉”“本店已装有录像监控，请自觉”“小本生意，请不要对我下手”……各类威胁恐吓或请求哀告，五花八门。
有两个男工在厂外小店偷了东西，被扭送至附近派出所（据东莞市公安局调查：厂区案件的制造者大多是年龄在二十岁上下的男工）。阿坚的脸上浮现出老人般的耐力，微微一笑：“这种事儿，不能着急。”他打算过两天再去领人，“让他们受受苦也好。”他说之前厂里来过很多河南工，也是浑身毛病，但后来，“都变好了。”
“驯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句话轻轻飘过。
“驯化”！我的脊背一紧。
躺在宿舍的第一天夜里，所有人都会陷溺于一种沥青般的感伤之中：这就是你所要面对的生活。宿舍和家的区别绝不仅止于一张床。夜晚醒来，瞪大眼睛，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不同频率的喘息，如蚕吃桑叶，窸窣交汇，在半空中构成巨大的梦网。
那难以描绘的一刻，宛若自己是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可怜全部根系裸露在外枯干痉挛。而整个房间如达利的画那样融化变形，到处充满荒瘠悲哀。而这被羞辱被伤害的受挫一刻，这无所依傍颓靡哀婉的一刻，只有你一个人去正视。你像在接受一场震撼训练，惊诧地想：这里真是糟透了，这里像医院的大型育婴室，像好莱坞机器人之坟场，像蜜蜂缩在蜂巢的孔格。
凉山男工对电子厂出现的各类事物充满了好奇，简直如婴儿般充满了对陌生世界的好奇。没见过灭火器，拿起来便乱捣鼓；没见过电脑，便在键盘上一通敲；每层宿舍楼内都有管电的闸门，他们四处乱跑，把闸门拉下，让整栋楼彻底漆黑，像受惊的鲸鱼沉入大海深处。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想看看拉下来会怎样……”
那电光石火的一瞬，阿坚听到自己牙齿错位时发出的咯吱声，腰脊深处筋弦崩断的咔嚓声。他想骂最脏的话，但大脑却一片空白，像蓝色波光粼粼无人戏耍的游泳池，蓝得如反光镜面，所有信息离场，只剩空白迷茫。
阿坚解释说他们也许有“偷”的概念，但却认为，“偷东西算不上严重的事”（尤其是偷外面人的东西）。于是，他眼睁睁看一个男工把食堂旁停放的自行车撬开，骑上车就准备走，便迈着慷慨大步，赶过去逮个正着。狠狠地询问为什么（看你怎么狡辩！），怎么都没想到对方那样坦白：“自行车放在那里反正没人骑，我骑一下再放回去好了。”
阿坚体验到的茫然源自于另一陌生的层次，像小时候贪玩，一回头发现父母全然不在身边，四处荒凉，如冰封湖面。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和他们之间的差别隔山隔水。在他们的世界里，“东西是可以共用的，用的时候无须给对方打招呼。”那阿坚要怎么办？只好训斥两句，迈着松垮大步，自顾自地安慰一句：“老虎不和斑马一般见识。”
手机，是所有罪行中最魔幻之罪。
宿舍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新工人进厂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和陌生人相处（如何时时提防他人）。厂门口最明显处赫然张贴《宿舍防盗宣传十五条》，反复强调——手机在充电时，一定要确认门已关好、反锁；睡觉时，手机、现金不能放在枕边；不要当众数钱，钱财不露白；不要取太多现金放在宿舍。
把两三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买一款时髦手机，已是“90后”的头等大事。现在的电子厂，早已不是“以衣相人”，而是“以机相人”。女工们的手机经过精心装扮，贴上各种小挂件或假钻石，让它替自己珠光宝气。玩手机的女工，面孔上泼染着紫蓝炫光，像一群脑壳内软组织被邪恶医生摘去后的美少女系列，两腮瘦削，眼神安静（“她们不好追的哦”“她们都有男友的哦”）。
每个人都捏着手机，像一艘撞了冰山的船上每个人都穿起救生衣——无一例外。手机在桌上吱吱叫得蠢蠢欲动，像只大甲虫，被弄翻了个，脊背着地肚子朝天。无论是短信、微信或ＱＱ留言，都让那甲虫想挣扎翻身又不成功。挣扎着，挣扎着……手机和它们的主人都挣扎着。每一个捏着手机的人，都散发着一股难掩的孤独味。
且看公告栏通知——各位工友：近期招聘人员较多，发生了多起失窃案。从昨晚到今天，A栋和B栋就被盗了五部手机。对此，希望全体员工提高防护意识，锁好门窗，将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保管好，最好是随身携带或锁在铁柜内。
有三个凉山男工撬鞋柜偷手机（两个望风，一个作案），抓住后集体抵赖，异口同声地哀号：“我们啥都没干啊！”
阿坚瞪大眼睛：“监控上都有啊。”
男孩们面面相觑，不知啥叫“监控”。把录像调出来，看到自己如男主角般在电视里晃，他们大惊：“你，你，你是怎么把我们弄到电视上的？”
他们不承认那是“偷”，而是——“柜子一拉就开了，手机自己掉了下来。”
“监控”一词秘密地流传开来。原来监控不是电视，而是一片波光幻影，能照出人的梦来；监控还是一种精神镇压。甭管你在家乡是怎么机灵古怪的孙悟空，怎么也经不住“监控”的盯视。“监控”如神兽，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阿坚的声调趋向绝望，哀号道：“哎哟，还有人放火！”
原来有个男工进入宿舍，看到床上残留着纸张，便在地上拢成堆点燃。至阿坚急匆匆赶来欲PK纵火犯时，他无辜地辩解：“反正那些东西也没用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像触电般让阿坚闻到自己嘴里的焦臭味，他的脸像引火般暗暗燃烧，皱眉道：“问题不是有用和没用，而是，你怎么能，怎么敢，在宿舍，点火？！”
阿坚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像胃里结了一层薄冰，心跳急速到无法自控。
对方眼神如羔羊，慢悠悠地缓声道：“我真的，真的，不想烧房子啊。”
发火是一种状态，类同恋爱，要“你知我知”。现在，无论阿坚骂出怎样的词语，其结果都是——无效。所以，他把视焦收回，把暴风骤雨吞进肚腩，从骇得想暴跳到突然——突然间，丢盔弃甲，大笑起来。
直至这时阿坚才发现，哇靠，原来他说话的内容乃至理论，在对方面前，自己的话竟是如此空洞莫名。于是后来，阿坚把他们当透明人或植物盆栽那样穿过，那样视而不见。阿坚意识到，在电子厂这丝丝入扣地咬合转动的秩序之外，还有死角之地存在。那些地方貌似被现代化的火车遗弃，但它们却一直存在。
“来自不同世界的他们”，果然有着太多不同。譬如，他们喜欢席地而坐，或直接躺在草坪上。阿坚让我看窗外——十几个男孩，或蹲、或躺、或趴，将一块单薄草坪当床单用。阿坚忍不住隔窗大喝，让他们“起来，起来”。他心疼那草坪上十四棵小树（他亲手所栽），叶子已逐渐发黄。
男孩们喜欢唱歌（情歌吗？隔空调情吗？），他们唱的时候身体像发光的水母，无法抑止地款款摆动，哏得厉害。凌晨下楼时开唱，中午出车间后开唱，下夜班在厂门口也唱。他们还真有为艺术殉道的劲头，无论多慌张多恼火的时刻，都坚定地选择亮出喉咙——开唱！
那感性嗓腔磁性放电，清冽炸开，有些难度极大的高音，也能皱眉龇牙顺溜溜拔上去。那声音熠熠发光，像小提琴弓弦铮铮作响，而全然不像注塑机孵化出上亿个一模一样之成品，反而浸染了歌唱者自己的小情绪（忍耐、调皮、宽容、狂野）。他们比赛，一个和另一个间有细微的倾轧张力，这又令每一个都拿出最好的自己（但这唱法却被冷峻戒令折断——不得大声喧哗）。
两个月后，如大海退潮，凉山男工呼啦啦地走光，楼道里没有人影晃动，但墙壁缝隙间依旧漾着音符。那是真正的欢快，那种欢快已被机器复制年代遗忘了多年。那欢快绝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从大山的深处自己长出来的。
男工众多，不仅引出发型问题，更让宿舍原有的规则失衡。
在非宿舍楼的居住环境，男女差异性的鸿沟会被适度遮掩。你每天都能看到街上或办公室，走动着干干净净精神抖擞的男人，但如果这些人生活在同一间宿舍，他们的形象便会遭遇彻底颠覆。男工宿舍像地下洞窟，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掀肠刨肚地袒露：地上堆着矿泉水瓶，顶部的吊扇脏污生锈，椅背上毛巾在滴水，运动鞋晒在牙缸旁，被褥揉成团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宿舍楼的布局都一模一样——单个小房间面对一条长廊。只有两个楼梯。每天上班或下班时，楼梯上全是脚步匆匆的人。每层楼有二十八或三十个房间，每个房间不到二十五平方米。每间宿舍都编了号：“A139”“D326”，像一只只被怪锁扣住的箱子。每个窄促斗室的空间都被铁架床隔开，貌似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空间，但空间和空间之间却是相连的。
长期居住在这货柜仓库一隅，压迫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强。但是在外面租房房租又贵得离谱，不安全、离工作地点远……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你会很快明白，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如沙丁鱼，将自己的身躯塞进宿舍。从此，这个人便脱离了乡村轨道，开启了他的受难之旅。
女工虽貌似柔顺，但更琐碎；男工虽性子烈，但更简单。譬如：四川凉山男工到来前，宿管让女工腾出一楼搬到二楼，她们磨磨蹭蹭，一个月都没搞定，最后，“不得不停水停电，强行搬迁”。如果是男工，一声“搬”，两三天便空空荡荡。阿坚能理解女工：人一旦定居，便讨厌搬迁。而女人又喜欢买东西，零碎多，搬一次家不容易；又担心搬过去和新宿友处不好。男工衣服少，麻烦少，被子凉席一卷，抬腿就走。
电子厂虽然喜欢招女工，但从管理的角度讲，阿坚更喜欢男工——能“吼”得住。面对女工，却不能只靠“吼”——她们更复杂。在电子厂，女工从来都是强者，而不像她们靠身体力量较劲时所处的低层次。女工最大的好处，“怎么说呢，就是柔顺。”譬如，宿舍卫生按床号轮流打扫，如果某一天，轮到的那人刚好加班，宿管让别人帮忙时，女工总会点头：“可以啊！没问题啊！”而男工总会反抗：“不关我的事！不该我干！”
厂内有洗衣房，洗一次衣服三元。男工若要洗衣，会搜罗了全宿舍的一起洗；女工总是洗自己的。女人会持家，能省钱，买了东西一个人偷着吃；男工更喜欢“有酒大家喝”。所以女工比男工能存住钱；所以，男工要想致富，就要先脱开那帮狐朋狗友，找个女人一起过。
我无意间转到宿舍楼后，发现两楼相夹的窄道顶部搭着塑料棚，侧墙满是灰蛇般垂挂而下的粗细塑料排水管，窗外铁栅栏缀满短裤、袜子、T恤、毛巾。我朝里走了几步，感觉在下雨。抬头，不觉惊骇——无数衣衫像鸟儿栖息大树，羽翼张开。
也许最能体现南方工业化特征的，莫过于这些湿漉漉的衣衫——密密麻麻重叠，像从来都不曾被取下，像一群有呼吸的鬼魂，像被戕害后的残破躯体。它们在那样局促的空间里争抢阳光，简直，就是它们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宿舍不仅逼仄，且吵得要命：各种声音从各个不同的角落发出，肥大浓厚。打开水、聊天、吃零食、洗衣服，令整栋楼如蜂巢般躁动。这些一模一样，涂着号码的封闭小屋，像一幕幕幻灯片之影像，充满沧桑。这些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巨兽，好像能自己繁殖，长出新的部位，在深夜缓慢地移动起来。
后来我发现，原来厂内并非只是穿工装的人，到处可见便装者（白发老人、垂腆油腹之中年男、骑自行车的儿童、躺童车的婴儿）。原来，厂里不仅为工人提供宿舍，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屋子：家属楼。其外表和宿舍并无差别，但内部是一个个小套间，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单房月租一百五，两房三百（比厂外小宾馆略低）。
老孙五十五岁，从吉林延吉市来，帮儿子照看孙子。他体格壮硕，长相气派，推婴儿车的步伐不怒自威，实乃人中翘楚。在岭南，难得看到这样装扮齐整的闲人，连那一头大麻纤维般的黑发都被梳得丝缕顺服。
老孙张嘴，一口东北话脆生生地如长白山大雪！他感慨，说儿媳妇大学毕业，学林业，在厂里做文员，虽专业不对口，但一个月也四千多，而儿子一个月六千多。我惊诧，以为他儿子是研究生，但他局促摇头：“没有，没有，他初中毕业。”
此话不假——儿子是厂里的大厨。大厨能娶到大学生？现在，不愁找工作的是大厨，不是大学生！况且，儿子长得那个帅！“和我年轻时像一个模子打出来的。”
老孙用一种故意嘲弄的喜剧腔调补充：“连追女孩的手段也和我一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