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很久，离开工厂路的打工者才能看清这里的一切。
当你身处其中时，像小猫般混沌——什么都看不见。即便当了主管，成了中层，也是如此。要过很久才能看清工厂路的一切。渐渐地，你想起这些细节，你想起那些事物里总有一些奇异的放纵和阴暗。你这样想下去的时候，会时不时停住思维，想到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何在那样一条路滞留那么久（那条路那么敏感、激情和危险）。
像你这样的人在亚洲中国，有近三亿（也许更多）。
当你被山崩地裂的力量推搡，裹挟进工厂路后，身体被分成两半：一半炙热，一半冰冷；一半被烧焦，另一半被冻僵。你的前半生耕种在农田，后半生忙碌在拉线（流水线），晚年却又要返回老屋，静候灯油耗尽的那一刻。在你的青年和壮年时期，你在工厂路劳作，但实际上，你对这条路完全盲目。你已陷入怪圈——无论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遍，都像第一天到达时那样处处惊艳。这条路不是史诗般、画卷般、规模宏大的那种类型，而是破碎的、残损的、半遮半掩的。当一切宣告结束，喧闹隐遁，海浪远逝，你不再被车间法则控制时（你渐次失温衰竭），才能看清那些秘密的微粒（那些小小的，隐藏在阴影和皱褶深处的秘密），那样可爱可怜。
交通工具拉开了秘密的帷幕——我是说，摩托车。
东莞曾劳师动众搞出巨大排场，耗费人力物力——禁止摩托车上街。故而平时在街上很少看到大鸣大放的拉客仔。但他们一直都在——藏在街道的拐弯处、汽车站附近、工厂路旁的小巷中。他们总是有规律出现：中午十二点后、晚上九点半后。总是并排几个，形成一组黑色剪影，不怕冷不怕热地挺立。
看到有女人从摩托车上跳下，塞给男人钱时，便知道那是拉客仔。那人蓝衣灰裤，头盔威武，有平而宽的肩膀，长腿卡在车身。他并不热情揽客，只是端坐在一旁，一声不吭。见我招手，他取下头盔后，露出一张黑脸，他眼底深处精光一闪，像用X射线穿透我的身体，覆盖到背后很远的地方。
“走吗？一个人吗？”见我点头，才松弛下来。
“去镇中心多少钱？”
“是樟木头吗？”
“难道这里不是樟木头？！”这说法让我困顿。
他瞪我一眼：“这里是工厂路啊！”
他把这片工厂区简化成“工厂路”，而把镇中心扩大为“樟木头”，好像这两个地名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等关系。这种情况随处可见——电脑培训班老师说：“我们总部在樟木头！”；鸡蛋饼摊前两个工人打招呼：“要去樟木头吗？”在深圳，我也遇到同样的事。在宝安区，两个打扮入时的妇女打招呼：“要去深圳吗？”我惊诧——难道她们不在深圳？她们异口同声，“我们在宝安。”
这些人和我不同。
他们曾深刻地参与到樟木头或深圳的发展中，才会有这样的语言错位，而我是外来者，对此地因迅疾发展而使地名内涵不断扩展的现象浑然不觉。他们总是处在抗拒状态，而我则是迟钝地接受现实，接受地图和公交线路，丝毫没有情感恍惚（或者，他们有着更深刻的自卑，深知自己并不属于那地名所涵盖的实际范围，而只处边缘地带）。
“二十五？太贵了！”
他左右看看，知道不能再固执，便戴上头盔，咬牙挥手，“二十！”
上摩托车无异于上贼船——免不得和这个男人以粘贴姿势出现（远远望去，甚而像耳鬓厮磨的情侣）。第二弊端是速度太快，无遮无拦。风掀起我的头发，像要把天灵盖揭开，冷风急速地扎进瞳孔，很快，眼眶里便噙满泪水。
“有头盔吗？”
“只有一个（已戴在他自己脑袋上）。”
我从未发现，原来小镇的边缘像海岸线般辽阔绵长。以前总慨叹樟木头是个“小镇”，现在才知道，它的周边如八爪鱼触角，远得很，长得很。现在，我并非从樟木头的一头到另一头，而是从“工厂路”到“樟木头”。
道路前方是红灯，可他直愣愣地闯过（这车有牌照！），此前他说，派出所规定这样的摩托只能周六、周日上街。“有牌还闯红灯？”“那个路口没监控哦！”而到了下一个红灯，他放慢速度但并不停车，一拐弯，从靠近人行道的地方滑出去。过了路口，又疾驰向前。
进入条窄路，路面坑洼，中间以水泥墩分隔，土堆、瓦砾蹲伏两侧。我惴惴不安，忍不住询问：“不是这样吧？走错了吧？”而他则一连串安慰，“没错没错，一定会到的。”突然，他拧过身，牙齿雪白，重重地说了句：“你放心。”
这原本是一句最装模作样、最道学的绅士的顺口溜，但我听懂了它的深意——我不是抢劫犯，我是正经人。
其实，他并非全职摩托仔，他在电子厂旁的小厂上班，下班后扒拉两口饭，便赶到厂门口等客（两腿跨在坐骑上，以现代骑士模样）。拉客虽有风险，但能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像在日子的钻头上抹些润滑油。而他并非谁都拉，哪里都去（他有他的判断）。
原来在工厂路，摩托仔和乘客都怀着深刻的警惕——互相盯视，揣测盘算；原来，陌生是双向的——不仅乘客不敢坐陌生摩托仔的车，摩托仔也不拉面相可疑的人去偏僻处。他说有个摩托仔被人打劫，身上挨了三刀，躺在地上没人理，自己打了110，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就为了几百块！黑脸男人一张嘴，满嘴牙齿白森森。“其实，车也不值几个钱，但到了年关，也就说不上了。”
单调是工厂路外在的秘密。
电子厂处于工厂路最西头，和最东头服装厂形成两个制高点，塑胶厂位于中间地带的最凹处。站在电子厂门口朝东看，沥青路似小溪，由高向低漫游，到了尾部又浮凸起来。这条灰色小街像根鱼刺，直挺挺地向下，令人窒息，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形态上和别的工业区（樟木头有多个工业区），或别处的工业区（深圳宝安的工业园）并无太大差别——一条直愣愣的主干道上各工厂左右开弓，其间又嵌挤着一栋栋农民房，两边建筑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挨挨蹭蹭，经纬交织，粘黏成片，让这里不像清清爽爽的工业区，而像私人居住区。
工厂路上的人和器物，都浸染着一股浓烈的单调味——好像经过用力旋转而陡然缓慢下来，一切都木呆呆。路上到处是尘土和垃圾，得左躲右闪地避开（清理干净后，又很快被糟蹋）。虽然也能看到各处都摆着垃圾桶（甚至竹编垃圾筐），但路上的塑料袋、纸屑、落叶依旧处处可见。无论是四方大面包棉被、绿化带旁的黑车还是榕树下的男孩，到处都是单调、单调、单调！甚至连植物，也不是自在之物（无论杧果、荔枝、扶桑，只为构成一道活篱笆奉献颜色、形状和香味）。
这出滑稽街头剧的女主角是红色塑料凳——站在小吃店前，身姿曼妙，释放乙醚，浅嗔低笑，唤醒你的欲望，让你靠近它。那些凳子，一律掉色、开裂，歪歪扭扭。似乎从大门口走到小吃店的人们，为了生计而劳碌地干着“低档次”的工作，吃饭时也只能坐“低档次”的凳子。
一盏盏路灯是工厂路上的男主角——挺立腰杆，将手臂横搭半空，是“最上镜先生”。它注目这里的一切：柏油路面因暴晒和挤压，不仅皴裂开口，且鱼鳞般翘起团团碎片；货柜车碾过一只粉红老鼠，又激起石子。每夜，它高高伫立，像一朵带磷光的雪绒花，维持着一种高度，一种豁达，一种怜悯，而不让一切轰然坍塌。
绿色台球桌是工厂路上的男配角。你总能看到它：落满灰尘，或被帆布罩着，或盖着一层脏兮兮塑料布。可怜原本骄傲的它，沦落在工厂区后，完全平民化，躲不开灰尘垃圾，逃不掉噪音，只能好坏存亡共处之。即便有人真的来打台球，那台球桌都不复优雅，而降低、贬损为简单工具——只是一张桌子而已。它是老年舞男，青春已逝，淳朴、平静地等着你来。不怕你不来，它知道你需要振作时，会到这里猛击一下，体验那明快爽利、直夺人心的小乐子。
广告语是女配角，是明晃晃的罪，四处招摇的恶之花，毫不知羞耻的罂粟。出现在招牌、告示中的破碎文字，好像是写情书的腔调，密密麻麻，但只是笨拙模仿（没有个人习惯用语）。那些高频音重复唠叨的文字，像一个个词语砖块，内涵并不广阔，也不具有伸缩性——简直像英语或日语初级入门的那些简单词汇，表示将要展开某种新生活，而其实，不过是单调地重复（重复多次，继而成为俗套）。
各种黑、蓝、白、红的字体，像皮肤上起了片荨麻疹，已和肌肤融为一体，像天生就有这些东西；各种词语旋转如达利的梦境。世界的光度被调暗了，复叶森林里塞满呓语，让周遭运行着窒息黏稠的热气。一封封充满灵魂高速运转释放出烧焦气味的情书（又担忧又虚荣）——高价收购电子——会计、英语、电脑——冰冻西瓜——高钙咸骨粥、爽滑饺子王、桂林米粉糖水店——二代身份证相片、港澳台相片回执——大量招聘女普工——外商独资企业，主要生产和组装日系汽车空调出风口系列——作业员（18—38岁），检查员（20—28岁），喷油工（18—35岁）——空调房、电脑房、豪华房、电视房……左一声，右一声，熠熠闪光，挤眉弄眼，充满了暴力秀逗，带着千篇一律的味道，汇成一曲沧桑大合唱。
周末电子厂的倦怠，是意外的秘密。
那天早晨，我下了公交车，定定地站在路口。“行动酷饮”还没开张，让我想先喝杯咖啡提神的幻想破灭。“老家面馆”女老板对老廖说昨晚一点才打烊。“一点啊？！”“是啊，好多小年轻就喜欢夜里逛。”她知道老廖就住在街对面，每天骑电动自行车来上班。“怕要到十一点后喽！”日子久了，工厂路上的小摊主像乡村邻里般知根知底。
这时的厂门口，真是个离奇所在——像看守文明废墟的神龛，弥漫着松懈懒散味（像和周一至周六的快速弹跃极默契地换场）。阳光下，货柜车驰过后遗留的尾气和灰尘凝结成热雾，在半空中迟缓地消散。电子厂铝合金大门只打开了一侧，另一侧紧扣。逼仄通道让人流阻塞，只能缓慢挪动。正在维持秩序的保安，宽肩阔臀，寸头上像下了层霜，白发根根竖立。他不断念叨：“慢点儿，慢点儿呀。”
睡到瘫痪的男女起床后，蝮蛇般无声套上衣衫，以在落叶堆中移动的节奏爬出宿舍，到路上寻找早餐。他们趿拉着拖鞋，便装软塌塌，头发毛茸茸，眼泡肿大，胳膊肿得像假肢。辛苦了一周，没人会轻易地放过这个周日。各个小饭馆都拥塞着比平日多一倍的食客。饭毕，人们走向公交车站，走向街边的黑车，去镇中心游乐场或商场逛一逛，或者去附近工业区找老乡说说话。
此刻的倦怠并非这里的常态，而只是某一极短暂之时间节点。
我好像吸食了微量毒药，身体也变得懒洋洋（在一天的凌晨），甚而有些晕眩恍惚。这些人还是平时的那些工人，只是他们一人分饰两角的行为溢出我的僵化印象。时间仿佛静止、倒退。回到这条路三十年前那个贫穷疏懒的年代，那时的人们就这么散漫。原来拆解电子厂这么容易——只需要一个懒觉，便颠倒乾坤，退回默片时代。
涌出大门的人们穿着自己的衣衫（工装是零度衣饰，没有任何诉求、任何选择，它排斥美和爱美）。男孩明显多于女孩——总是三五成群（个头不高，宽肩细腰，手捏香烟、鬈发耸立、窄腿裤、尖头皮鞋），浑身散发着虚荣而危险的浪荡气。
对这些男孩来讲，从乡村来到电子厂和踏入成人世界，是两个重叠的过程（性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谜）。从原始家乡到楼房工厂，感叹声一直不断发出：“啊，是这样的啊！”他们惊讶地明白：世界如此之大，大过家乡。他们的家乡，高原沃谷，低垂深云，蓝天静谧，以万物为刍狗；到了电子厂，人和人变得如此接近，近到夜里能听到陌生人的呼吸。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小罗（此前在家属楼见过他，说“带孩子太辛苦，所以让老婆去上班”），细长的身上套件黄绿长衫，踢踏踢踏着走来，肩膀一高一低。身旁抱孩子的女人，一头乱发，焦黄脸庞上倒挂三角眼，塌鼻阔嘴，像最粗糙的工匠制作出的最粗糙泥塑。这样一家三口，爬起床没梳洗便直接出了门，直奔小吃摊。
陡然闪出个高个男（宝蓝外套、帅毙牛仔裤），拽着个小女孩（白外套、粉红公主鞋），从人群中凸显。那男人俊美如王子，而女孩更甚（玻璃纽扣大眼睛，翻翘睫毛，白皮肤），像所有天鹅类女孩般，漂亮而冰冷，摆出副不想被侵犯、过早自觉的模样。那瓷娃娃般的面孔时刻提醒着她与大众不可逾越的差异。
有个女人（疏眉淡影、小眼小嘴、孩童般的个头，疲色尽露），陡然抱怨——为什么不把门全打开，周末人多啊！保安循声望去，下巴处的肌肉沉默抖动，眼仁凸起，从瞳孔里射出的小箭，似能穿透对方心肺（你这个多嘴多舌的臭娘们！哪个车间的？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可这些话一出口，被改造成——“厂里有规定，不能开哦……”
他满脸堆着不开心的笑，眼神直直地看进对方瞳孔深处。
一种细小而尖锐的恐惧，像一管怪颜色的液体，被针管慢慢地、慢慢地推送进那女人的身体里。啊，她的脸即刻煞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