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相守仁多加寒暄，柳依依已经招呼他上车说话，对于这种连车都不下的着急方式，相守仁心中的不安更为的加剧了，会是什么事情使得一向沉稳的柳依依都这般的紧张了？会是杨家的压力么？应该不是！那是什么？柳家要柳依依回去成亲结婚了？看这气象也不是！
“到底是什么大事了？”相守仁迈步上车，没有坐稳便就出声问了起来。
柳依依的声音有些低沉，也有些悲伤，更有些愤怒：“大帅薨了！”
这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击在了相守仁的心上，便是坚韧如他，也不由的失声询问了一句：“大帅薨了？”
柳依依点了点头：“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大帅的专车在皇姑屯被炸了，大帅重伤，吴司令当场死亡！”
“那？”相守仁一时之间，有些心乱不堪，对于每个奉军子弟来说，大帅的地位是所有人都难以企及的，尤其是他这样出身于奉天讲武堂的子弟来说，更是如此，一时听说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自然是心神荡漾，难以自持！
柳依依的心情也不比相守仁好到哪里去，虽然她已经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消化这个噩耗，但毕竟，这对于东北来说可谓是惊天大事了。
“回府之后重伤不治！”柳依依泣然而言，终于觉得再也忍不住了。
相守仁闻言，也是一片凄然，既然这个消息是来自柳依依的，那肯定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了，大帅居然就这么的去了？！这件事情简直就不像真的！
可是，就这么的发生了。
西元1928年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而此时，原来张作霖的后台日本却对他日益不满，原因是日本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可张作霖却不愿满足日本在东北得到的权益。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当国民军迫近京、津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按其“东方会议”的决策，对张作霖施加压力，迫张及早离京。1928年5月18日，日本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声称：“****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在这“警告”发出的前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逼张的活动：既催张退回东北，又乘机向张勒索“满蒙”的权益。
西元1928年5月13日和15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要他“解决满蒙诸悬案”。据《时事新报》揭露：当时日本曾向张“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有人回忆：芳泽曾屡次逼张，要他履行所谓的“密约”。
为逼张退回东北，5月17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张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满洲治安，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张作霖听后“不悦”，“严词
拒绝其请”。芳泽继续追问说：“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其圈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双方的觉书。并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答应。
不仅如此，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勃然大怒，由座上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留在关内”，他对日本的逼迫行径“非常不满”。因而不但口头上拒绝了芳泽的“劝告”，而且于西元1928年5月25日发表书面声明，反对日本在西元1928年5月18日的“警告”。日本见张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东北，“日军当解除其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并将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在沈阳满铁借用地分设六大警备区，日侨也组织日勇千余，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京。
在日本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的时候，奉系内部的“新派”，为便于和蒋、阎妥协，也劝张作霖离京。当时报刊报道说张作霖“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一）张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均无从说起；（二）奉军新派人物，均极盼张速去，以望与党方合作“。同时，奉张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军心早已动摇。
张学良、杨宇霆等亦“力劝老将回奉”。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下午，“邀外交团入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他在致词中，以极悲痛的语句，向各国使团表示他的“讨赤”立场。他说：“余为中国计世界计，始终矢志讨赤，至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即余在满洲时..亦未尝一日忘怀，今后仍然请各位放心。”6月2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说明自己到北京“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
张作霖虽通电“退出京师”，但决不甘心放弃既得的统治地位。在离京前（6月1日），他命许兰州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并下令“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梦想“在关外庞然自大，一过其大元帅之瘾”，企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9时30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54岁。
一代枭雄就此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