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从来都不是一门可以闭门造车的学问！
精神失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文艺作品的心理学解读
黑塞是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为世界提供了深邃而富含心灵写意的作品。除此之外，作为荣格的一位病人，他也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二十世纪最为经典的心理分析个案。通过这个“病例”，人们可以看到后弗洛伊德时代精神分析学派最为辉煌的一面。
1877年7月2日，黑塞出生于德国南部的卡尔夫小镇。从1904年开始，27岁的黑塞就发表了一系列驰名世界的小说，如《乡愁》《玻璃珠游戏》等。他一生著作等身，作品包括诗集、散文、小说、评论、童话和水彩画作等。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黑塞在文学界名气很大。
其实，黑塞的父亲曾经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当一名牧师。所以在14岁的时候，黑塞曾一度放弃自己的理想，遵循父亲的意愿考入了墨尔布隆神学院。
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在入学后不久，黑塞便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经常会无端陷入精神失常状态，神经衰弱、极度抑郁，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在自传中，黑塞说：“我本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但是为了不违背父亲的意愿，只好服从。但是在我来到一个以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为目的的学校之后，感觉难过极了。”
为了离开这个让自己感到不适的地方，黑塞经常逃学，最后搞得书也读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了学校另谋出路。
在离开学校的头十年，黑塞做过许多工作——书店店员、钟表厂的学徒、书商……
虽然生活极度艰难，但是黑塞并没有放弃学习，他阅读了大量的著作，私底下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04年，黑塞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的长篇小说《乡愁》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使他成为知名作家。
就在这一年，黑塞与比他大9岁的玛莉亚·佩诺立结婚。婚后他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定居，在此过着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专心写作。黑塞早期的作品重在抒发个人感情，在作品中，人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作者“自我”与“现实”的冲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黑塞讨厌战争，经常会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反战言论。这和德国国内普遍的好战情绪格格不入。黑塞也因此受到了德国政府的打压和新闻界的讨伐，这让他的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当中。
此时的黑塞，开始对欧洲文明绝望，他认为整个欧洲都会沦陷。在《我的传略》一书中，黑塞说：“我再次看到自己同一直和平相处的世界发生了争议。而我似乎再次失败了，在失败中，我变得孤独和痛苦，就像当年在学校那样。我所说的一切，都被人误解了，因为人们都对我充满了敌意。”
外部的压力让黑塞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打击。1916年，身心疲惫而且再次患上神经衰弱的黑塞来到中立国瑞士，并住进了鲁柴伦·松麻特疗养院。
在疗养院里，为黑塞提供治疗的是荣格的学生约瑟夫·贝恩哈特·郎昂。此时的荣格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心理学家，所以黑塞希望荣格能够亲自为自己治疗。
1917年秋天，黑塞终于直接联系到了荣格。黑塞与荣格的会面是在波恩的一个旅馆。第一次会面给黑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日记里写道：“昨天，荣格从苏黎士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一起吃饭。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一直谈到了晚上11点多。在谈话中间，我对荣格的印象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变。一开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次会面都是很成功的。”
会面之后，黑塞找了一些荣格的著作开始阅读，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难得一见的杰作”。
1921年的夏天，荣格正式开始为黑塞进行心理分析，地点就在荣格瑞士库斯纳赫特的家里。在治疗的间隙，荣格还邀请黑塞到“分析心理学俱乐部”进行演讲。
黑塞本人非常相信荣格，他曾经说：“这是我最为困难的一个时期。生活上的危机和心理上的病患困扰着我，让我感到内心的苦痛和震撼。但值得欣慰的是，荣格先生的治疗是有效果的。我只能这么说，荣格博士正用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帮助我克服痛苦。”
从1916到1917年，黑塞与荣格一共做了72次心理分析，几乎每周都会有一次。而每次持续的时间约为三个小时左右。
在刚开始做分析的时候，黑塞的抑郁症很严重，自杀倾向也很明显。荣格的心理分析治疗起到了效果，帮助黑塞成功地度过了这段心理危机期，而且让他体会到了心理分析的乐趣。
从那以后，黑塞对荣格的心理分析着了迷，并将很多心理学原理用到了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比如他在1917到1919年间所写的小说《德米安》里，心理学的意象便体现得非常明显。如果用荣格的理论解释，这本著作就是“集体无意识或原型所触发的创作”。
1921年的时候，黑塞的心理状态虽然比较稳定了，但是却依旧存在着很大的困扰，这让他无法专心进行《悉达多》的创作。于是，黑塞又找到荣格，希望对方能够帮忙。在库斯纳赫特的家中，荣格给黑塞做了几个星期的心理分析。据荣格的学生贡特·保曼论文中资料的记录，黑塞对于他和荣格所做的心理分析评价非常高。他认为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仍然很差，生活危机和内心冲突仍然让他无所适从。而自从荣格为自己治疗之后，情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在1921年4月黑塞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要在荣格这里多待上一些时间。开始吃的果子，是一定要吃完的，而且我对荣格博士的印象非常好。”信中，他还明确表示，心理分析确实是有效果的，正是自己所需要的治疗手段。
荣格本人也非常愿意为黑塞做心理分析。他本人也看了一些黑塞的作品，尤其是《德米安》一书，深受荣格喜欢，他在信中对黑塞说：“读你的书，就如同是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看到了一丝光明。”而且，荣格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黑塞作品中的主人公，他认为黑塞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是鲜活生动的，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
1923年，由于德国在战争的路上越走越远，黑塞一气之下放弃了德国国籍，和他的妻子一起离开了德国。这一年他的坐骨神经痛和风湿病的老毛病也加重了。因此，黑塞的心理状况再度欠佳。
从1925年开始，荣格的学生朗昂重新开始为黑塞做分析性心理治疗，这个过程持续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而这两年也正是黑塞创作《荒原狼》一书的时期。
在《荒原狼》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黑塞的孤独与乡愁，他通过小说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感受——自杀与寻求生路是荒原狼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同时也是黑塞自己的两难选择。幸亏有朗昂为他提供帮助，否则黑塞的命运可能改写。
对于黑塞，朗昂到最后已经不仅仅是他的医生了，也成了他最好的朋友。黑塞在《荒原狼》的“出版者序言”中写道：“我觉得我本人确实有病，是某种精神病或抑郁症，是心理疾病，朗昂帮助我用健康的人格抵御住了疾病。”
藏在小屋中的“凶器”
——心理学的“超领域”发展
通过黑塞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接受心理分析时的内心感受。如果把他的作品与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放到一起来看的话，我们或许能够对精神分析了解得更多一些。
荣格用阴影来形容人类潜意识中的阴暗一面，他认为这也属于人格特征的一部分。
在人的内心中，也许存在着一些为社会和道德所不容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被理智所压抑，就好像藏在小黑屋中的“凶器”。
如果有一天，人误入小黑屋里，看到了自己的“凶器”，那么只能有两种选择——拿起凶器再度作恶，或者是为曾经的恶念感到愧疚。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摧毁人的健康心理。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迟早要面对自己内心中的阴影。这时候，如果具备了勇气去直面它，反而会从中得到积极的力量。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德特勒夫森和达尔克在两人合作完成的《疾病的希望》一书中，也提到了阴影的概念。他们说：“阴影让人生病，所有的病症都来自这些阴影。而同阴影的交战会使人恢复健康！”
黑塞在《德米安》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辛克莱小时候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方面，他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中，生活富足，一切都井井有条。而另一方面，他也接触到了仆人和劳工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醉鬼、泼妇、谋杀和痛苦。
在仆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流浪的孩子克罗默，一开始的时候，辛克莱认为他是一个堕落的家伙，非常鄙视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辛克莱发现，这个孩子竟然和自己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或者说，他就是自己内心中的阴影。因此，辛克莱感慨地说：“阴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邪恶的存在，那是我们血肉之躯的一部分。”
在黑塞的另一本著作《克莱恩和瓦格纳》中，主人公是一个小职员，名叫克莱恩，他发现在自己拘谨的性格深处，居然隐藏着成为一个杀手的愿望。他给自己内心中的那个杀手起了个名字，叫瓦格纳。
这些作品中，其实都体现了荣格的心理学理念，通过文学作品虚幻的人物形象，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某些心理学上的生涩难懂的概念。
在荣格的心理学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个叫作“阿尼玛”原型意向。荣格认为，那些潜意识的东西一旦被显意识所发现，就会变成某种意象，体现在意识中。而这种象征性的意象，其实正是人类艺术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优秀的艺术家表现的都是自己潜意识里的东西。
而“阿尼玛”这个意象，指的就是男性潜意识里的女性一面。荣格认为，阿尼玛意象能够引导男性深入自己的内心，让男性充满创造力。
在荣格的理论体系中，阿尼玛有四个发展的阶段，第一个是夏娃，指的是男性的母亲情结，第二个是海伦，指的是性爱对象，第三个是玛利亚，指的是精神上的恋人，第四个是索非亚，指的就是内在的创造力。
在黑塞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四个意向。比如在《德米安》中，一个小女孩把辛克莱从极度悲伤的情绪中引领出来，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在天堂，辛克莱见到了受人尊敬的伊娃夫人。但是后来他发现，伊娃夫人只不过是自己心中的一种理想人格。在他意识到这一层之后，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这段描述，就很直观地表达了荣格关于阿尼玛的观点。用艺术来表现心理学，其实不是什么新奇之举，因为艺术本来就是心理状态的体现。只不过，由于黑塞受到了来自荣格的心理学熏陶，所以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不自觉地表达了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些观点，这倒是比较少见。
既然说到了艺术与心理学的关系，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说一说弗洛伊德。事实上，弗洛伊德与艺术的联系要比荣格更加紧密。
1925年6月，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历史爱情故事影片，这部影片叙述了一个“直到目前为止最为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了让影片中人物的心理变化显得真实可信，著名的电影导演哥尔德文希望可以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他想到了弗洛伊德。
由于不知道弗洛伊德是否对此感兴趣，所以导演首先通过弗洛伊德的好朋友来试探弗洛伊德的态度。但弗洛伊德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不久之后，美国联合电影公司又派纽曼先生前来当说客，弗洛伊德对纽曼说：“这部电影将反映出某些与我的学说相互矛盾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和他合作。”
一年之后，这部名为《心灵的奥秘》的电影问世了，制作方在宣传的时候居然说：该片的每一个情节都是“由弗洛伊德博士设计的”。弗洛伊德听说了此事后，非常不满。
虽然第一次“触电”的经历并不愉快，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与电影还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善于追随哲学、文学和美术界新趋势的法国电影界人士开始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电影创作。
勒耐·克莱是一位优秀的电影导演，曾经拍过不少超现实主义的短片，其中就包括一些关于梦境的电影。在他的电影中，能看到许多关于潜意识的内容。导演克莱则擅长拍摄一些超现实主义影片。他有一部名叫《意大利草帽》的电影，电影中充满了关于梦的描述。
三十年代以后，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电影的最为成功的是法国电影人朱利安·杜维维和若望·韩诺瓦。
杜维维在三十年代拍摄了《捞家传》《红萝卜须》和《一张舞票》等。
《一张舞票》中的最后一个片段是：在一个光线黯淡的病房里，病危的女主角沉浸在回忆中，想起了自己在奢华大厅里跳舞的场景，一切如同梦一样。
除了法国导演之外，英美两国的导演们也开始试图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指导电影导演工作，其中希治阁导演所拍摄的《三十九梯》最能体现精神分析的本质，当中有一幕是：一个女人发现了男人的尸体，张开口大声惊呼，但是影片的配音却是一列火车鸣笛的声音，接着，镜头一转，观众又看见一列火车驶进一个山洞。希治阁希望用这种方法加强恐怖的印象，同时又把观众一直带到下一场景中去，加快电影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