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战争扫荡后，心理学的象牙塔已荡然无存！
战场上的心理学
——战争是心理学的催化剂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都被卷入其中，心理学家也不例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伯特·耶斯基建立了一个服务于战争的心理学组织，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在这个国家，我们第一次为了某种目标而建立一个普遍的组织。如今，美国心理学界为军队提供了训练有素、热情周到的服务。我们将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各自为战。
罗伯特·耶斯基还呼吁心理学家们“通力协作、服务国防”。
1917年4月6日，美国正式宣战，加入了同盟国的阵营。在此期间，罗伯特·耶斯基则利用铁钦纳组织“实验心理学会议”的机会，成立了“心理学家战时服务组织”。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个大忙人——组织心理学家为军方提供心理咨询、到加拿大去考察心理学服务战争的情况……
在这一时期，所有年轻的心理学家几乎都在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除了罗伯特·耶斯基的组织之外，另一位心理学家斯科特也组织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为军方提供心理援助。
罗伯特·耶斯基和斯科特的关系很不好，因为耶斯基希望可以通过对新兵的心理测试来取得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斯科特则对这种在战争中搞研究的行为很不满，他认为心理学此时应该抛开一切研究，全力帮助军队取得胜利，而耶斯基的做法，则是在用战时研究来提升个人的地位。
由于两人路线上的冲突，导致火药味很浓。在沃尔顿酒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斯科特公开说：“我对耶斯基已经很愤怒了，我已经说得很明白，耶斯基必须离开战时组织。”此后，他又谴责耶斯基是在以虚假的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对利益的追求。
话说到这份儿上，两人完全不能在一起愉快地工作了，于是他们各自领导着自己的组织，分别为军队服务，而当初心理学界团结一致的宣言，也成了一句空话。
从效果上来讲，斯科特更受军队的欢迎。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一个军官的委派标准，他让军队相信，如果听从自己的建议，就可以避免“用错人”的局面。军队批准他成立了“军部委员会”，帮助军队将合适的人选送到合适的岗位上。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斯科特因做出杰出贡献而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
反观耶斯基，他为军队做出的贡献很少，所以没有能够获得勋章，但是他的工作却为职业心理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在他之前，心理测试只不过是少数人才可以获得的“服务”，因为没有那么多心理学家为人们搞这种测试。耶斯基培养出了一大批有资格提供测试服务的心理学工作者，可以为更多的人服务。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带给人们的影响却没有消退。在大战中，美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此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国，而且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它可以出兵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战局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国家强大，社会团结，但悲伤情绪却在悄悄蔓延。这是因为人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发现，当初关于战争的一切美好形容，都抵不过战争所带来的伤害。生意人因战争而损失了利益，工人因战争而失去了工作……他们曾经相信战争结束之后，一切都可以回归正轨，但最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失望情绪开始占据上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心理学家们就被推上了“为社会治病”的前台。
心理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他们从象牙塔里走出来，去了解每一个人内心的苦恼和不满。
当然，由于美国涌入了大量的移民，所以很多美国人认为“社会整体素质下降了”。于是，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移民。在这种思潮中，耶斯基的一项研究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给许多人做了智力测验，最后得出结论说：
有一半的入伍白人智力不过关。而那些移民和黑人，则更加糟糕。从总体上来看，老一代移民的后代智力最高。从英国来的移民智力也不错。其次分别是荷兰移民、丹麦移民、苏格兰移民、德国移民。而智力得分较低的移民包括土耳其移民、希腊移民、俄罗斯移民、意大利移民。
如果今天有人说这种话，一定会被认为是种族歧视而遭到唾弃。但当时人们却没觉得这么说有何不妥之处。
事实上，耶斯基搞的智力测验，从方法本身来讲就有问题，问的问题稀奇古怪，难怪有些人答不出来。后来，另一位心理学家还用耶斯基的智力测验方法在哈佛大学给学生们做了一次测试，最后发现，哈佛大学的许多高才生其实都是“智障”。
但这都是后话了。当时，耶斯基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比如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就出了一本书声援耶斯基，在书中，他说：“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提高美国的国民素质，目前来看，我们的国民素质是在下降的。”
美国移民局的主席布兰登博格也说：“美国有世界上最优良的人种，但是情况却向着坏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一时间，种族主义在美国占据了上风。而在149年前，这个国家曾经以“人人平等”的口号立国，这对于美国而言，可以算作是一个讽刺。
不过，种族主义这种可以说有些邪恶的思潮毕竟不能通过历史的检验。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许多知名心理学家投入到了反种族主义的行列中，最终，这场运动以良知战胜而告终。
一切讲求实用
——工业社会需要更实用的心理学
战后，美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产业模式的变化，也催生了新的心理学研究方向——工业心理学。工业社会中最宝贵的东西是效率，如何让人在工作中迸发出更高的效率？这是心理学面临的一大课问题。 第一个在企业中实施科学管理的人叫弗雷德里克·泰勒。泰勒研究了工作中的工人，并将他们的工作流程进一步程序化，也就是说，他把工人变成了机器人。
泰勒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他的管理系统虽然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但是却忽视了工人们的主观感受。一开始，他的方法受到了企业的欢迎。但不久之后，企业家们就发现，如果工人们对工作缺乏热情，无论多么严谨的程序，都无法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这时候，企业家们想到了心理学家，他们认为心理学家或许可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20世纪20年代，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接到西部电器公司的邀请，请他参与制定公司的工作计划。
通过一番调查，梅奥发现，工人们在繁重的工作中，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这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所以，梅奥提议成立工人社区，让工人们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
在工厂里，梅奥还设立了心理干预机构，工人们可以找到心理医生倾诉自己的感情、释放情绪。在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心理医生会引导工人爱上自己的工作。梅奥认为，企业应该教会员工用最好的状态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梅奥的指导下，西部电器公司确实看到了工作效率的提升。这也证明心理学家在工业社会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当时的美国，还有一些现象严重地影响着工业的发展，比如狂躁的青年以及破碎的家庭。
战后的美国青年，是最为狂躁的一代。因为战争会让人变得更趋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所以这种现象在所难免。而破碎的家庭，则是战争必然的产物。大量的家庭因战争失去男性，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
家庭及青年的危机为心理学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针对越来越多的心理病患者，临床心理学诞生了。
这些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家，大多数没有在大学任教，而是效力于公司或学校系统，或者是独立的心理咨询师。
一开始，美国心理学协会对这些不从事具体研究的心理学从业者非常不放心。他们认为，这些人不属于心理学家的范畴，有时候还会给心理学抹黑，所以拒绝他们加入心理学会。
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有越来越多被承认的心理学家开始进入心理咨询师的行列。于是，心理学协会开始转变态度，他们意识到心理咨询师就像律师、工程师一样，是在用自己的专业来服务社会。
1930年，纽约应用心理学家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心理学咨询师协会，这个协会旨在定义心理咨询师的从业资格，为心理咨询师颁发资格证。这意味着一个偏向于研究的学科开始成为雄心勃勃、颇有影响力的职业。这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将学术转化为实际利益的平台。有些守旧的人悲观地说：“心理学的象牙塔似乎已经荡然无存。”
在这一时期，许多心理学会开始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如APA（美国心理学会）、SPSSI（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等。APA协会中的重要人物罗伯特·耶斯基说：“世界危机为精心计划、导向准确的职业提供了好机会。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心理学家要联合起来，在社会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
此外还有一个被称为VA的心理学组织，专门为退役老兵做心理指导工作。他们在各个大学设立了指导中心，为老兵们提供大学教育。而对于那些已经因战争患上心理疾病的老兵，他们则为其提供心理治疗。在当时的美国，还有很多心理学家做着和VA组织类似的事情。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应用心理学被推向了社会。很多年以后，一提起心理学，人们首先想到就是心理诊疗师，而不是在大学做研究工作的心理学教授。人们对于应用心理学的了解也远远超出来对传统心理学的认识。
心理学家该不该被政府圈养
——心理学家与政府的冲突与合作
什么事情都需要钱，钱花得越多，事情办起来越顺利。随着心理学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资金也流向心理学这块沃土。钱多了，怎么分配就成了问题。在美国，研究经费会拨给科学家个人，科学家所在的大学也可以获得一部分管理费，来协助科学家搞好研究。但是，大部分大学将这笔钱用到了修房子、买设备上，所以最终用在科研上的经费并不多。
1991年，美国多所大学被发现将科研经费用于娱乐消遣及其他非法的消费项目之上。为了从大学那里争取到科研经费，研究者不得不分出精力和大学负责这部分资金的部门周旋，极大地影响了研究进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政府决定新建立一个专门负责调配资金的组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按理说，这个基金会建立起来以后，对心理学家是有利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它险些让心理学家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因为基金会一开始并不准备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
在基金会的人看来，科学指的是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完全没必要在那上头多花钱。那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也看不惯整日“高谈阔论”的社会科学家，加入到了反对给社会科学研究拨款的行列中来。
为了最终决定要不要把钱投给社会科学项目，这个基金会还专门搞了一次投票，结果，赞成给钱的有26人，不赞成给钱的有46人。这意味着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大众眼里还算不上有意义的学科。
眼看着社会科学家就要喝西北风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站了出来，许诺会给社会科学家提供研究经费。这个基金会的人希望能够通过社会科学来缓解社会上的苦难，所以同意资助。
事实上，在福特基金会内部，也有人看不上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基金会的主席霍夫曼，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成亿浪费资金的地方”。霍夫曼的这种思想可能来自他的顾问赫钦斯，此人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他手下有一批社会科学家，但是他对这些人毫无好感，曾经说“社会科学让我大失所望”。
但是福特基金会中大部分人还是认为社会科学是有价值的，所以最终决定资助。如此一来，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精英就可以专心地投入研究之中，不必被金钱所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