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被福柯称为“我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很多,很深。有福柯研究者认为:“自《荒诞与疯狂》后,福柯著作的全部重心都在揭示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在于发现知识的政治学。”“注释1”
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曾指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注释2”德勒兹也说:“认为知识仅出现于力量关系被搁置处,只是一种错误及虚伪。绝没有一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或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注释3”按照他们的观点,没有“价值中立”可言。价值中立一度是我们做社会研究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我们被教导说,不可以加入个人的好恶,不可以对它做价值判断。但是,后现代理论家和福柯却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超脱于权力之外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某些人的权力意志的产物,它们当然是维护这些人的价值观的。
人文科学中的真理比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离权力更近,二者的关系更为可疑。福柯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注释4”按照福柯的观点,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妄想。
尼采说过:知识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因此,很显然,它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注释5”知识不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不是权力关系的歪曲表达;它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
福柯也说过:“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利关系。”“注释6”
福柯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权力关系如何产生了这类话语?话语怎样被权力关系所利用?行使这些权力产生了怎样的反抗,而且用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总体构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真理就是权力的一种,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注释7”
福柯说:“我不认为各种人的科学会从监狱里产生。但是,如果它们在知识型中已能形成并产生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么这乃是由于它们被一种新颖别致的权力模式传播开去的缘故:某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某种使得芸芸众生驯化而有用的方式;这种政策需要包含于权力关系之中的知识的明确关系;它要求屈从地位和客观表现交叉重叠的技术;它引入了个人化的新程序。监狱网络构成了权力一知识的一副盔甲,而这又历史地构成了人的科学。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诸如此类)是这种分析笼罩和这种统治一监视的对象一结果。”“注释8”
“注释1”王岳川等编,第138页。
“注释2”利奥塔尔,第14页。
“注释3”德勒兹,第99页。
“注释4”福柯,第31页。
“注释5”转引自刘北成,第220页。
“注释6”转引自谢里登,第181页。
“注释7”同上书,第14页。
“注释8”转引自谢里登,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