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忠称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李忠于秋季在燕京称王，自称燕王，国号暂定为“燕”，国都北京，李忠将金中都，蒙古人的燕京改名为北京，年号“光复”，寓意“光复中华”。
同时正式建立行政中枢，拜崔天佑为左丞相，刘全为右丞相，左右丞相总领百官和全国政务。李思温为枢密院使，掌管枢密院，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情报收集和战略制定。
同时成立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和都察院。
吏部，掌管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的选拔、任免、考核、封勋、致仕等事务。吏部下设文选，验封，勋籍，考功四司。文选司负责官员的任免，升迁和改调之事。验封司负责官员的封爵和赏罚之事。勋籍司负责官员的名籍和爵位的管理之事。考功司负责官员的考核之事。吏部权利最大，是公认的六部之首。
户部，掌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税粮、漕运、钱钞等事，并负责人口普查。户部在各地下设分司，各掌管一地。每司下设四科。民科，负责所在府州县的地理、人物、图志、土地、户口、物产登记。度支司，负责统计税粮、存留、起运及官府办公经费的统计。金科，负责各种赋税的征收。仓科，负责漕运，驿站，粮食的储备。除此之外，户部还设有铸钱局，以及各种库、仓等机构。
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筵席、科举、宗教、学校及外务等事，下设仪制，外务，学务，宗教四司。仪制司负责各种祭祀和礼仪，举行大型活动，庆典等。外务司负责各种外事活动，来往使节，外交谈判和约的制定和签署。学务司负责各个学院和图书馆的管理，学生名籍的管理，各种文集书籍和教材的编制管理，各种考试的举行和管理。宗教司负责红巾军治下各种宗教的管理，盘查等。
兵部，掌管武官的任选、考核、升迁，军队的训练和调遣，后勤物资的管理和调用，士兵军籍的管理。下设武选，职方，武库三司。武选司负责武官的选授，升迁，考核，赏罚之事。职方司负责新兵训练，军籍管理，地图，军制的管理和征讨之事。武库司负责军械的管理。兵部有管兵之权，但是没有统兵之权，统兵之权在枢密院，枢密院在战时对军队有统领之权，但是必须要得到兵部的授权和李忠的批准之后，枢密院才可以制定战略，统兵作战。
刑部，负责全国的诉讼审理，审核诉讼，案卷的管理，核实死刑，管理狱政，有权组织会审，解释法律。李忠这个政权中将诉讼从行政中分离了出来，在地方单独成立司法机构。益都学院的学生经过考试合格，毕业之后，一部分将被以提刑按察使的身份担任一县的诉讼审判的工作，提刑按察使和县令平级，各县除了县衙之外，还会建立一个提刑按察院（法院），是提刑按察使工作的地方，专门又来审理案件。
工部，掌管官府、学院、城郭、仓库等的营造，以及水利工程，交通和驿站的建设，工匠学院的管理和工匠名籍的管理。下设营造、冶铁、都水、屯田四司。营造司负责城郭和官府学院还有交通驿站的建造和工匠学院的管理和工匠名籍的管理。冶铁司负责开矿和炼铁的管理，民用军用工厂的管理，红巾军武器装备的制造。都水司负责水利工程的修建和桥梁的建造，同时负责管理红巾军的造船厂，民船和战船的建造。屯田司负责屯田的划规和建设。工部下统领着红巾军中的各个工厂，负责红巾军的武器装备的生产。
除此六部外，李忠还成了的都察院，和刑部一样独立，只对李忠负责，负责纠察百官过失，弹劾不称职官员等。都察院有权利对怀疑有过失的官员进行问话，被问话的官员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对都察院的询问进行回答，如果解释合理，经过都察院核实取证之后，发现官员没有违纪行为，予以撤消弹劾。相反，如果被询问的官员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都察院就有权将这位官员关押，并且对他进行调查取证，如果查出这名官员有违法行为，那么就可以向提刑按察院提起诉讼，交由提刑按察院审理这位官员。
都察院级别不高，而且只有调查之权，没有典狱之权，但是由于是只对李忠负责，所以就形成了非常独立的一部。同时负责审案的刑部也被李忠独立出来了，而且刑部中的提刑按察使（法官）都是益都学院中的专业法律学员组成，熟知红巾军法令。这样避免了政法于一身的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的行为出现。
红巾军治下官场的氛围还是非常让李忠满意的，李忠给红巾军的官员的评价是远远强于后世他的那个所为的现代。首先红巾军治下的官员一大半都是红巾军中的士兵，他们离开部队之后，经过考核进入学院中学习，这其中也有李忠有意将红巾军士兵的录取名额增多的原因。
这些军人毕业的官吏在地方上雷厉风行，对红巾军的政令全部毫不犹豫地执行，而且整体保持着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贪官污吏出现的非常少。现在这些人又将转换一个身份，以提刑按察使的身份开始在法院中工作，负责所在州县的案件诉讼和审理。
谈到刑部的工作，李忠发现这个时代的诉讼案件审理起来非常容易，因为这个时代的百姓非常淳朴，基本善恶区分的非常明确，而且不会出现后世的那种高智商犯罪，更没有钻法律空子的事情出现。触犯法令的人，罪名都非常明确，而且百姓也都认为这种人是罪人，百姓是通过传统的思想道德的层面判断一个人的善恶的。李忠非常乐见其成，百姓心目中清楚善恶，这样对治理百姓非常有利，你不赡养父母，就是不孝，在这个时代没的说，就是罪人，百姓们都会谴责你，这个时候官员的判决也绝对是百姓的意愿，首先是官员就是这个时代下长大的，其次就是这个时代的官员都有一个民意不可违的思想。
除了刑部在六部中独立出来之外，其他的五部都划归到丞相管辖，崔天佑身为中枢左丞相，总领吏部、户部、礼部，刘全身为右丞相，总领兵部和工部。
李忠建立的中枢是仿照明清时期的内阁制，没有沿用这个时代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但是依然保留丞相制，因为李忠认为崔天佑和刘全都是能吏，之前二人就是一个负责管理官员和政令，一个负责军械和后勤，李思温一直以参军的身份在李忠身边，所以自然是执掌枢密院。
六部设尚书总领各部工作，吏部尚书为周洋，户部尚书为燕宁，兵部尚书为程福，工部尚书为张荣，礼部尚书杨因，刑部尚书展微，都察院使为杨友。
展微之前就是大顺军的军师，后来大顺军归顺了红巾军，展微就一直留在军中。后来展微在河间府的战役中负伤，就离开了军队，转到了文官中。展微在益都学院中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李忠当时正考虑刑部尚书的人选，展微正和李忠之意。首先是展微军中出身，有军人的气质，做事雷厉风行，同时展微在大顺军是担任军师一职，更有文人的底蕴，而且展微在益都学院中是以头甲的名次毕业的，正适合刑部尚书一职。
地方上，李忠对原来金朝的行政体系进行了简化，以前金朝路的称呼取消，设置省，而不是行省。省下面设置府州，府州下面是县。县下面是镇村和寨。重要的府和省平级。李忠只设置了两个省，一个是山东省，一个是河北省，同时设置北京府，大名府，益都府三府，山东省的治所在济南，河北省的治所在真定府。不设置军司之类的，历朝历代都会将重要的地方设置成军，一些矿产丰富的地方设置成司，但是李忠心中的想法是让红巾军独立出地方的行政机构。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武将们干预地方行政，同时也避免出现武将军政民政于一身的情况。
这样一来行政区域和等级就非常简单清楚了。之前金朝路府众多，划分不明确，官吏臃肿，办事效率低。各府的功能不同，地位也不同，直属关系不明确，有的属于路，有的属于军，上级领导不同，这样一来政令混乱，管理不便。李忠的原则就是简单明了，一个区域划分到一块，这里面的州府都同属于一个上级，没有独立出来的，这样一来直属关系明确，政令法令明确。
而且李忠废除了行省制，避免了各州府上面领导太多的现象发生，这样就可以让身为一省或者一府的领导也可以统筹全局，完完全全地执行中枢的政令，不会有人干扰和从旁指挥了，更不会出现和地方一把手夺权的事情发生了。
行省制始于宋朝，兴起于元朝，行省的出现是中枢和地方争权的结果，中枢担心地方的权利太大，然后不受中枢控制，于是就在地方成立了行省。行省就开始和地方争权，将地方的很多权利夺走。这样一来地方出项了两个上级，导致从属不明，政令混乱，州县的官员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
李忠来自后世，对权利没有太多的迷恋，李忠坚信只要军权在自己手中就可以了，后世的国家中都是地方权利非常大，中央权利小的政体。这个时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皇帝和中枢争权，中枢和地方政权，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要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中枢中的丞相们又不想将手中的权利放弃，于是这种争斗就演变成了皇帝和丞相之间的争权战争，皇帝胜利了，就出现了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样的独裁者，如果丞相胜利了，就出现后世元朝时期那种丞相专权，无法无天的局面，到时整个国家都被搞得乌烟瘴气。
李忠非常痛恨这种专权的宰相出现，但是他依然不得不册封丞相，因为丞相制是这个时代最优越高效的行政体制，一旦皇帝任命的丞相是一位贤臣，那么皇帝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事，皇帝放权给丞相，贤明的丞相会将国事处理的非常好，国家法制清明，百姓富足。但是如果这个权利给了一个昏庸无能的人，而且皇帝又无识人之才，那么国家就可想而知了。
李忠可不想学习后世的洪武帝朱元璋，为了防止丞相李善长的权利过大，无法控制，于是废除丞相，然后全国的所有政事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据史书记载，朱元璋在废除丞相之后，曾经一天批阅了三千多本奏章，真是日理万机啊。李忠不屑于老朱的这种行为，为了家天下而不择手段。李忠不喜欢将权利全部集中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体制长久不了，李忠知道必须将权利下方，下放给有才能的人，只有这样国家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发展，而且为了防止权利过大或者腐败的事情发生，那么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和检查制度，而且不是杀了或者罢免了就可以了事了。
李忠又对官员的俸禄进行了再次提升，李忠知道必须要让官员保持体面的生活是减少官员贪腐出现的根本条件。朱元璋仇恨贪官污吏，他对明朝的官员要求就是做官不是发财来的，而是造福百姓的，给官员的俸禄非常低，这样的结果就是贪腐的大量出现。红巾军中的最低级的官吏的俸禄现在都已经非常高了，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同时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李忠建立的政权体制都是按照一个国家建立的，虽然李忠现在还是王的身份，没有称帝，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是早晚的时，等到北方平定了，李忠就会称帝。同时李忠决定举行科举取士，这可以是一个“重磅炸弹”，顿时让红巾军治下的文人们沸腾了。
洪金军治下的文人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益都学院招收的学员，然后在益都学院中学习，这些人算不上中国传统的文人，因为他们学的都是红巾军政令法令，传统的儒家典籍接触的很少。但是李忠不限制学员们接触各种典籍思想，益都学院中有一所巨大的图书馆，里面收录了大量红巾军在征战中缴获的书籍，学员们可以自由借阅。只要这些学员在学院的各种考试中能够通过，那么无论你是支持哪一种学说，都可以被委任为红巾军的官员。
而且随着傅子云等一批名士入住益都学院，让益都学院中的学术氛围也变的浓郁了起来，尤其是傅子云多次向李忠提及在学院的各种学考中将儒家典籍的内容扩大，不要都是政令法令的。但是每次都被李忠拒绝，李忠的理由是这些学子毕业之后是要为官执政的，所以必须要熟知红巾军的政令法令，等到以后开科取士了，那时才是文人士子们发挥他们才华的时候。
红巾军治下的第二种文人是那些一直隐居的大儒和他们的弟子，这些人常年在家中讲学，不出仕做红巾军的官，因为他们当时对红巾军不看好，认为红巾军是一股犯贼，长久不了。
但是现在红巾军已经牢牢占据北方一席之地，并且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鞑子，实力要远远强于金朝和西夏，所以这些文人的心开始动摇了，他们要出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了，要跟上红巾军这颗冉冉升起的太阳，在新国家中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同时山东的曲阜还住在孔子的第五十一世孙，孔元措。
孔元措，字梦得，袭封衍圣公孔詌之子，孔子五十一代孙。金章宗明昌二年袭封衍圣公，授中议大夫，赐四品勋，后敕封衍圣公兼曲阜县令。金宣宗年间授大名府通判，改太常博士、太常寺丞、同知集贤院。
后来红巾军攻下大名府，孔元措被俘，然后被李忠安置回曲阜县，李忠对曲阜的孔庙也是非常重视，丝毫不下于丘处机的昊天观，李忠不惜重金，让益都府的工匠们将曲阜的孔庙大修了一回。
然后孔元措就开始安心在曲阜讲学，众多不愿意为红巾军效力的文人开始来到曲阜，在曲阜这里就可以享受到足够的钱粮供给，又可以满足他们心中的自傲心态。
李忠知道之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然后叮嘱崔天佑一定不能亏待了这些文人士子们，虽然李忠对他们这些高傲看不起红巾军的文人有些不喜。但是李忠理解这些人的想法，换做是李忠自己，也不会轻易效忠一个“土匪”政权。
但是李忠并没有因此而驱散这些文人们，相反还给了曲阜的文人们非常高的供给，李忠知道中华文明走到今天，离不开这些保持着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们。虽然儒家思想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让李忠有些反感，但是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李忠无权论定现在的理学是好是坏，更无法阻挡这些文人对儒家理义的探讨和演化。随着红巾军的一点一点壮大，最终奠定北方霸主的地位之后，这些文人们开始在心中接受洪金军的政权了。
这些人在得知李忠恢复科举之后，顿时欢喜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重回朝堂的机会。但是心中也有些忧虑，李忠会不会将考题偏向红巾军的政令和法令，毕竟之前红巾军选官都是从益都学院中选拔的，而且益都学院中主教的课程都是红巾军治下的政令法令。
这些人都在等着北京礼部公布科举的大纲，而且有些按耐不住的人已经提前去了北京。毕竟这是北方百年来第一个汉人政权举行科举，意义重大。
当听到李忠要举行科举的消息后，很多文人都激动的泪流满面。要知道处在夷族统治下的汉人文人心中一直有着无法磨灭的伤，南宋的科举出来的文人都是意气风发地大喊着儒家正统，中华正统。但是身在北方夷族统治下的文人们即使在金朝的科举中取士，但是依然感觉要比南方的文人矮一头。现在他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机会，可以在汉人的政权中进行科举考试，和南面宋朝争夺正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