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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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纳粹党各头目瓜分了德国政府的关键职位。戈林出任普鲁士部长新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会议主席，掌握了德国三分之二地区的行政大权；戈培尔、弗里克等人都进入了希特勒的内阁担任部长。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这场权力分配的失意者，希姆莱仅仅得到了巴伐利亚州警察总监的位置，远离柏林这个权力中心。海德里希入主慕尼黑警察局六处，也就是政治处，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张成为巴伐利亚州政治警察署。2月间，希姆莱派海德里希前往柏林，企图和新任普鲁士警察总监的达鲁格(KurtDaluege)商谈建立统一的德国国家警察机构，达鲁格在戈林的授意下根本不予接见。戈林已经把普鲁士视作自己的地盘，岂能容他人染指。纳粹执政的第一年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不得不暂时偏安一隅，等待时机。
海德里希上任以后立刻执行中央的指令，对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系统进行大清洗，淘汰政治思想不希姆莱(中)与海德里希（右一）过硬和业务水平不强的冗员。具体实施过程中海德里希仍然是唯才是举，淡化政治立场，因此网罗了大批人才。慕尼黑警察局政治处的两名资深侦探穆勒(HeinrichMuller)和胡贝尔(FranzJosephHuber)属於极端仇视纳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据说此二人在海德里希率领党卫队接管慕尼黑警察局时曾打算组织武装抵抗。大清洗过程中穆勒和胡贝尔都是先被解雇，而后由海德里希特批召回，原因很简单，穆勒对德国GCD了如指掌，而胡贝尔则是其他右翼党派和教会方面的专家。此二人后来都得到重用，1939年海德里希主持帝国保安总署以后，穆勒就担任盖世太保总监一直到1945年。胡贝尔后来成为奥地利盖世太保地区总监。海德里希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大肆抓捕反对派人士，保安处两年来辛苦建立的档案资料现在派上了用场。国会纵火案以后希特勒迫使总统兴登堡签署了紧急状态法案，授予警察当局不经司法程序而拘捕犯人的“保护性拘留”权力。德国共产党、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犹太团体都在抓捕之列，巴伐利亚各地的监狱因此人满为患。
事实上被海德里希抓捕的大部分人很快得到释放。据统计巴伐利亚州1933年里共有16，409人被保护性拘留，其中12，554人得到释放。海德里希非常善于利用保护性拘留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敌对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史学家阿朗森(Aronson)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每个城镇乡村总有一些人突然消失，几个星期后情绪沮丧、惊魂未定地回到家里。老百姓听说这种事情以后受到惊吓，众口相传制造的恐怖气氛往往言过其实，这样使异议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敌对活动於是陷于瘫痪。”海德里希后来主持盖世太保以后，将这种方式扩展到德国全境，进而覆盖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国。
海德里希的政治眼光相当敏锐，他认为纳粹夺权以后，党组织和冲锋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功成身退。“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权力，而不是继续无休止的Revolution。”冲锋队尾大不掉最后招致覆灭的命运证实了海德里希的看法。1933年里，海德里希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防止党卫队重蹈冲锋队的覆辙？”他为党卫队勾画了未来的蓝图，那就是变成一支警察力量担当保卫政权的责任。希姆莱对此深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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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戈林入主普鲁士政府以后，立刻在普鲁士内务部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秘密警察，不受普鲁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士警察授权法律的管辖。起初戈林给这个机构命名为“秘密警察署”(GeheimePolizeiAmt)，但由於简写GPA和恶名远扬的苏联秘密警察“契卡”的简写GPU太相近，大概戈林也不屑与契卡为伍，於是最后定名为“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StaatsPolizei)，简称盖世太保Gestapo)。盖世太保基本上继承了原普鲁士内务部的政治警察系统，所以成立伊始就机构完整，兵强马壮。首任总监迪耶斯(Dr。RudolfDiels)并非纳粹出身，原是普鲁士内务部对付德国共产党的头目。迪耶斯从普鲁士警察系统调来250名探员，组成9个处，总部也搬出政府大楼，搬到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No。8Prinz-Albrecht-Strasse)。纳粹执政的第一年，魏玛时代的政治格局尚未打破，警察力量由各州政府控制，帝国政府无法统一领导。这个时期，纳粹党拥有两套并行的政治警察系统，那就是希姆莱的党卫队保安处和戈林的盖世太保。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势必要合并，最后只是谁吃掉谁的问题。盖世太保成立之初希姆莱就和戈林商谈合并事宜，遭到冷拒。此时的希姆莱还无法与元老戈林争锋，只得退避三舍。
1933年底，希姆莱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强援。时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弗里克(WilhelmFrick)计划改革魏玛共和国的联邦体制，削弱各州政府的权力而加强帝国政府的中央集权，改革重心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警察系统。弗里克的改革计划在戈林这里碰了个硬钉子。1933年11月，戈林颁布法令，使盖世太保脱离帝国内务部的领导。弗里克明白单凭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戈林，於是转而谋求希姆莱的支持。在弗里克的干预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管了普鲁士以外其他各州的政治警察系统，形成和盖世太保分庭抗礼的态势。与此同时，海德里希的保安处也展现了比盖世太保高出甚多的效能。12月间，保安处破获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刺杀戈林的阴谋，而迪耶斯的盖世太保对此一无所知，着实让戈林尴尬。最后希特勒也开始向戈林施加压力，戈林终於妥协了。1934年4月22日，希姆莱正式出任国家秘密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接管了盖世太保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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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刚刚踏足盖世太保就摆出一副强人姿态，对机构人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各个关键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亲信，很快就完全控制了盖世太保。柏林政界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注视着海德里希施展身手，这个毫无从政经验和警务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将帝国警察的精华管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下属的普遍敬畏和崇拜。海德里希有超强的理解分析能力，往往能迅速剥离枝节抓住要害。他的记忆力惊人，记得总部里的每一个电话号码，能够回忆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细节，并给出相关的档案号，连主办人都自叹弗如。
海德里希给盖世太保带来的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1935年5月，普鲁士行政法庭判决盖世太保免受司法调查，法院将不接受关于秘密警察“保护性拘留”的上诉。次年这个判决成为法律。盖世太保的法律专家贝斯特博士认为：“盖世太保的职责是保护国家政权，必须紧跟敌情的变化，因此不受司法桎梏的拖累。盖世太保拥有军队一样的地位，不容司法程序干扰其对敌斗争的行动。”
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崭露头角，迅速果断地将准备谋反的冲锋队领导层一网打尽，罗姆及其党羽毫无还手之机。尽管罗姆是海德里希长子克劳斯的教父，但海德里希明白，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如果每个人都为所欲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起家的党卫队保安处也迅速发展壮大，吞并了外交部“内部情报处”，成为纳粹党唯一的情报机构。1934年底，保安处搬进柏林威廉大街102号，和盖世太保的各级部门紧密结合，保安处负责收集情报，而秘密警察根据情报采取行动。海德里希的警察王国初具规模，下一步就是将帝国警察队伍整个纳入党卫队系统。
内务部长弗里克眼看着就要失去对帝国警察的控制，真是悔不该当初引狼入室。1936年5月，党卫队少将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开始和弗里克磋商，准备进一步整合帝国保安机构。弗里克建议希姆莱出任“帝国警察总监”，但必须接受内务部领导。希姆莱的党卫队经过两年的迅猛发展，实力早已今非昔比，怎能甘居弗里克之下。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海德里希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1936年6月9日，海德里希提出一揽子建议，认为希姆莱的职称应该是“党卫队帝国统帅兼警察总监”，相当于帝国部长的级别，有权参加帝国内阁会议。弗里克无法接受这个建议，请希特勒决断。在希特勒心目中，希姆莱和弗里克两人的份量孰轻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签署“帝国元首关于任命德国警察总监的命令”，於是希姆莱正式接管帝国警察系统。希姆莱将警察系统分为两个部分：普通警察(Ordnungspolizei)和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党卫队上将达鲁格出任普通警察总监，而海德里希成为安全警察总监，主持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掌握最令人生畏的国家机器，此时他年仅32岁。
插手谍报
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在德国布下天罗地网，让敌对势力无藏身之地，纷纷转移到国外，
而党卫队保安处紧跟不放，逐渐将触角从德国国内伸向海外，因而频频踏足国防军情报局的传统地盘。
从魏玛时代以来国防军情报局(Abwehr)一直是德国唯一的海外谍报机构。1934年军情局总长是海军出身的帕齐格(ConradPatzig)，此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性格保守正统，对党卫队保安处搞的那一套缺乏好感。这年秋天，帕齐格和海德里希的冲突愈演愈烈。军情局定期派遣间谍飞机到波兰侦察飞行，结果波兰政府根据1934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提出抗议。本来这是一件普通的外交事件，但海德里希抓住机会向国防部长布隆堡(WernervonBlomberg)发难，说军情局这样做是给德国抹黑。布隆堡为了息事宁人，只好走马换将了。
布隆堡最后选中的人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主要因为卡纳里斯曾经是海德里希的上级，两人在柏林舰上共事过两年，而且私交很好。1935年1月，卡纳里斯走马上任，向国防军高层表示将促进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友谊与合作。1月底，卡纳里斯邀请海德里希到柏林有名的“霍歇”(Horcher)餐厅赴宴，两人把臂言欢，共叙旧情。凑巧的是，两人到柏林安家时居然无意中住到一条街上了。1936年底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相继在柏林奥古斯塔大街(Augustustrasse)买了房子，两家成为一篱之隔的邻居。丽娜后来回忆道：“从前的美好时光又重现了，我们两家天天见面，来往密切，经常组织音乐晚会，艾丽卡(ErikaCanaris，卡纳里斯夫人)和海德里希一起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往往是最后的压轴节目。
因为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的这层关系，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关系日渐融洽。不久，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划分彼此的责任范围，这些协议被戏称为“十诫”。根据协议，军情局负责国外谍报，而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国内政治案件，和任何涉及叛国的行为。由於军情局没有自己的行动机构，海德里希许诺必要时盖世太保将提供警力协助。然而这种和谐关系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因为军情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政治信仰、操作方法、和用人原则等等方面都南辕北辙。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根本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哪里有德国的敌人，他的情报网就会扩展到哪里。从1937年开始，“十诫”被不断修改，每一次改动都使党卫队保安处获得更多的权力。
罪恶行径
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1936年中，希姆莱与海德里希趁当时苏联国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政府和军队正在清洗所谓的斯大林反对派之机，利用斯大林生性刚烈、多疑的性格和对旧军官出身的图哈切夫斯基历来抱有成见的毛病，策划了对苏联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的谋杀。这对苏联高层的中坚力量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著名的“R”档案。5名元帅中有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85名方面军中有57名，195名师长中有110名，406名旅长中有22名，以及所有的军区司令，都在这场阴谋中丧生。
犹太人大屠杀
带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海德里希，为了保住自己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并谋求更高的权位与更大的发展，便只能以一个不遗余力的极端反犹主义者的面孔出现在上司、同僚和部下眼前，显得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容忍卑劣到极点的犹太人。在1941年5月召开的普雷希会议上，海德里希组建了四支专事屠杀苏联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从1941年6月开始，这四支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杀害了近百万名苏联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1941年海因里希出任波西米亚总督，同年被晋升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1941年9月，海德里希任犹太人大屠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海德里希抵达布拉格当晚，就宣布在捷克主要城市实行戒严，开始着手打击捷克地下抵抗运动。戒严持续了三个月，期间一共有40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军队的6名将军和10名上校，另外有5千多人被送进集中营。被枪决的404人里面，169人属於经济罪犯，主要是那些投机倒把份子的。在他任职期间，对当地的犹太人和抵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与希姆莱在万塞Wannsee高级官员会议上，提出了罪恶昭著的“最后解决方案”(FinalSolution)，该计划以处置患病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工作的犹太人为名，实际上突出了屠杀欧洲1100万名犹太人的疯狂计划。海德里希是这一计划的始作俑者，并在会议期间与希姆莱商定了的具体的实施计划。很快该解决方案得到希特勒的首肯并付诸实施。1941年2月开始，海德里希开始执行“最后解决”。他下令逮捕几百万犹太人做劳工，让他们在劳动中累死，少数活下来的干脆枪毙。这年夏天，为了加快这个“最后解决”，他指示特别行动队，一下子枪杀75万波兰和苏联的犹太人。
屠夫末日
原因
海德里希为保证纳粹对捷克的统治对地下抵抗组织采取了强硬措施，地下组织由此遭到了严重破坏。
布拉格遇刺(8张)此外，1942年，海德里希破获了好几起英国间谍案，使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间谍网元气大伤。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在震惊之余十分愤怒。于是，英国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制定了刺杀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行动计划。
经过
英国人组织起一支捷克斯洛伐克伞兵敢死队。在进行了短暂的秘密训练后，从1941年底开始，这些伞兵陆续被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执行刺杀海德里希的任务。由于海德里希的行动异常诡秘，他的住所更是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因此一连几个月，刺杀小组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42年5月27日大约上午10点30分，简·库毕斯（JanKubis）中士和约瑟夫·加比奇克（JosefGabcik）中士在海德里希途经之地实施刺杀计划。他们向海德里希的坐车投掷了手榴弹，剧烈的爆炸将敞篷汽车的车体炸穿了一个洞，海德里希的身体有多处被炸弹的碎片击中。行刺成功的伞兵们成功撤退，海德里希则被被迅速送至医院，终因伤口感染于6月7日死于勃罗夫卡医院。
传奇
希特勒对海德里希的死大感震惊，为海德里希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仪式，并亲自主持。在葬礼上希特勒情绪激动，只说了寥寥几句话，便黯然离去。他评价海德里希“拥有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希姆莱对海德里希的才干和权力忌惮已久，海德里希的死着实让他如释重负。耽搁了半年以后，希姆莱才提名卡尔顿布鲁纳(ErnstKaltenbrunner)继任海德里希。卡尔顿布鲁纳毫无主见，因此希姆莱实质上攫取了海德里希生前包揽的权力。
报复
希特勒展开报复，对捷克的其他地区展开报复性的破坏与杀戮，党卫军第七“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将利迪策村(Lidice)所有成年男性全部枪决、15岁以上男性居民199名被枪杀。党卫军第七“欧根亲王”志愿山地师盖世太保抓捕了1万3千人，其中600多人因私藏枪支的罪名被处决。妇女与儿童则被送进集中营，作为惩罚，他们还把利迪策村(Lidice)夷为平地从地图上抹去。战后，当地政府在利迪策村修建了墓碑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