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残志坚的模范
1940年夏天，美国首府华盛顿微风习习，空气凉爽，美丽的白宫外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偏偏有一个人，面对良辰美景，不仅无心欣赏，连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身边工作人员都躲着他，生怕一不小心惹得他大动肝火。
此人就是美国第31任和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日后，他拥有的头衔包括：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的总统，美国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统。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同华盛顿、林肯齐名。
能让伟大的罗斯福暴跳如雷的，是来自东方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日本。
平心而论，1940年夏天的罗斯福，还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所成就的普通总统，和其他诸多总统一样，虽能青史留名，远没有达到“伟大”的程度。与此对应的是，政敌们还在拼命利用他的身体缺陷攻击他，说他是个“有损美国形象的残疾人”！
这么评价罗斯福，表面上看并不为过，毕竟罗斯福给绝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坐在轮椅里慈眉善目的小老头，既不高大，也不威武。但又有多少人知道，罗斯福不仅不是先天残疾，最初还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好青年。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家境优越，父母都是出身上层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名流。依照家里的安排，罗斯福14岁便被送入了以培养政界人物为目标的格罗顿公学。在学校里，罗斯福充分展现了一个典型性美国好学生的应有素质。对于中国人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理论投射到学校中，便是唯分数论，只要成绩好，其他包括爱好、人品、身体都可以被忽略。所谓“学霸”，总是深受老师喜欢、女生仰慕、众人爱戴。但在美国则完全不同，最受欢迎的男生是体育明星。如果“学霸”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豆芽菜，即使门门功课考满分，也绝不会得到女生的青睐。
少年时代的罗斯福不仅成绩优良，而且酷爱体育，尤其擅长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和驾驶帆船这些高大上的活动，系出名门，头脑聪明，四肢发达，因此罗斯福迅速成为学生领袖、女生偶像，经常一副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派头。
中学毕业后，罗斯福本来想进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当一名海军军官。安纳波利斯是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号称“美国海军的摇篮”。但出身名门的父亲却看不上该名校，他逼着罗斯福去考哈佛大学。面对父亲的压力，罗斯福没有坚持，毕竟父亲自有他的道理，所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就读名校，日后的人生道路会顺畅得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00年，罗斯福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四年后，又进入另一所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905年3月，罗斯福和他的远方堂妹，也就是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结婚。少年得志，感情甜蜜，让年轻的罗斯福满面红光，喜气洋洋，面对道贺的诸多亲朋好友，他高谈阔论，妙语连珠，惹得众人拊掌大笑。
正当罗斯福得意之时，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大声说：“总统先生，您来了呀！”
还没等罗斯福反应过来，却惊讶地发现宾客们像退潮的潮水，迅速向外退去，又重新在门外聚拢，一边是雷鸣般的掌声，一边却听见有人七嘴八舌地说：
“总统先生，您好！”
“总统先生，见到您真是我的荣幸！”
“总统先生，我父亲常常提起您，他让我向您问好！”
进来的正是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终于意识到，这些到场的宾客根本不是冲着婚礼而来！汹涌酸涩的自尊心瞬间冲毁了新婚带来的甜蜜，罗斯福脸色铁青，咬着牙暗自发誓，总有一天要超过他。
不过，这只是少年人的气话。纵观罗斯福的一生，他最为佩服的，始终是这位远房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最为人所知的观点，是“胡萝卜加大棒”，此乃经济学上的一种激励理论，指运用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以诱发人们所要求的行为，目的是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西奥多·罗斯福将这种理论运用到治理国家之上，对内绝不涸泽而渔，反倒提出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美国的森林、矿物、石油等资源，为后人造福；同时建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工与资本家和解，有效缓解了在当时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无解的劳资对立。对外则大力扩张，通过急剧扩张的海军力量，打败曾经横行一时的西班牙舰队，将其势力逐出美洲，使得“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狂妄自大的叫嚣最终成为现实；接着在南美挑动巴拿马独立，使得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的一个省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很快，美国又与巴拿马缔约，以区区一千万美元的代价，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发和使用权。
1903年，举世瞩目的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工，历经无数劳工（包括大批华工）的艰辛努力，11年后胜利竣工，一举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将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水路整整缩短了14000公里！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此人也不陌生。1907年3月，西奥多·罗斯福在年度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将这些多出来的资金用于资助中国办教育。一年后，美国退回了一半庚子赔款，用其中的一部分在北京办了一所学校。日后，这所学校有一个享誉世界的名字——清华大学。
少年罗斯福雄心勃勃，不仅把堂叔当作赶超目标，更将其作为一生的偶像，用偶像的理念当作自己的准则：捍卫实际利益，达到权力制衡，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共同维护和平的基础上！
毕业之后，罗斯福在人生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1910年，28岁的罗斯福顺利当选为纽约市参议员。随后，31岁又当上了海军助理部长，任职七年，其表现可圈可点，为建设出一支“强大而有作战能力的海军”（媒体评价）尽心尽力。美国海军日后能称霸全世界的大洋，两代“罗斯福”的贡献功不可没。1920年，虽然首次竞选副总统以失败告终，但罗斯福作为政治新星的光芒丝毫未减。许多人，包括他自己也坚信，以他的智慧、干练、宽广胸怀、深孚众望，登上政治巅峰，不过是时间问题。
正在罗斯福的人生发展如火如荼之际，上帝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21年8月，罗斯福带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因为在海里游泳受到感染，他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症，也就是所谓的“小儿麻痹症”。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此乃不治之症。
普通人遭此打击，悲哀、沮丧自不必说，从此一蹶不振也并非不可能。但罗斯福毕竟不是普通人，高烧、疼痛、麻木和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让他放弃理想和信念。与之相反，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坚持锻炼，企图恢复站立和行走的能力（虽然终其一生也未能成功），并大量阅读各种传记和历史著作，希望从中可以汲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他用来疗伤的佐治亚温泉，人们不但没有看到一个紧锁眉头、满脸苦相的残疾人，此处因他的到来，反倒变成了一个“笑声震天的地方”。
上帝从来不会辜负乐观积极和坚忍不拔的人。1932年，50岁的罗斯福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当政敌们用残疾攻击他时，他反以出色的口才将劣势转为优势：“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
当时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的风暴席卷而来，到处是失业、破产、倒闭、暴跌，就像卓别林在他的一系列电影里所表现的那样，这是一个充满痛苦、恐惧和绝望的时代。
罗斯福却表现出一种压倒一切的自信，他大声疾呼：“我们不必畏首畏尾，要老老实实面对我国今天的情况。这个伟大的国家会一如既往地永存，它会复兴和繁荣起来。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应该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身残志坚、乐观自信、坚忍不拔，这不正是处于苦苦挣扎中的美国人最渴望看到的表现吗？正是依靠这个，罗斯福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二 现实VS狂热
时光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40年，罗斯福已是第三次就任美国总统了。
自他八年前上任以来，对内积极推行以救济、改革和复兴为主要内容的“罗斯福新政”。“新政”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了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实行赤字财政，大力发展公共事业刺激经济。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很快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他的带领下，美国的农业、工业、军火、能源各行业逐渐全面恢复，到他第一个任期结束的1936年，国民收入已经增长了50%，几乎恢复到了大萧条前的繁荣和富足。面对傲人的成绩，罗斯福满怀信心地说：“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
对外，罗斯福推行的则是低调平稳的“睦邻政策”，用他本人的话说，叫做“在世界政治领域里，我将使本国遵循睦邻政策”。为此，1933年罗斯福政府承认了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美国对拉美政策也作出调整，政治上主张任何美洲国家不应干涉另一个美洲国家的内政，经济上奉行美洲国家之间的互惠贸易协定。1934年，美国放弃干涉古巴和巴拿马内政的特权，放弃在墨西哥驻军的权利，并从海地和尼加拉瓜撤出了美军。
“睦邻政策”的实施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维护和平的口碑，也为美国资本顺利进入拉丁美洲创造了条件。美国各大垄断财团在拉美控制了绝大部分金矿、铁矿、铜矿、银矿、锌矿以及石油资源。垄断自然会带来丰厚利润，自罗斯福上台后的八年内，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和出口已经大大超越英国，雄踞第一，收入超过13亿美元！要知道，这可是70年前的13亿，放在今天，那会是1300亿！
别忘了，罗斯福的执政理念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因此当其他国家的行为对美国利益产生威胁时，罗斯福依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干涉。1933年，古巴亲美独裁者马查多被推翻，新的圣马丁政府上台以后，罗斯福马上派遣30艘军舰进行干涉；1934年，美国训练的尼加拉瓜国防军，谋杀了尼加拉瓜的民族英雄桑地诺将军，继而支持与扶植拉美地区的反动独裁政府。
不过，在1940年的罗斯福看来，拉美的这些风波不过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正如本章开头所说，让暴跳如雷的罗斯福真正担忧的是东方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无法理解的民族。美国文化的主流乃是实用主义，追溯起源，要从英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说起。自1620年英格兰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到达北美大陆开始，实用主义便在这片大陆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主导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力量。
所谓实用主义，归根到底很简单，无论什么思想观点，什么道德理论，什么宗教派别，最后都必须落地，为实际利益服务。什么是实际？首先是得活着，所以美军士兵手册上第一条便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不是超人！”接着是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吃好喝好，住大房子开好车，高调发财当土豪。当然，人心无限宽广，欲望的泛滥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为了避免这一惨剧发生，人们必须遵从契约精神，并赋予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证。在美国，诈骗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哪怕是很多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信用卡恶意透支，在美国也会遭致极其严厉的惩罚，说得厉害一点，以后想在社会上混，读书、工作、就业等，都将是大问题。因此，很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破坏自己的信用。
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理论，这便是明代儒家圣贤王守仁的“心学”。在王守仁之前，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理论的道德标准实在太高了，它高高在上，悬在半空，地上的人们根本达不到。纵观整个明朝，能真正达标的，唯有一人——海瑞。可身为堂堂二品官的海瑞一辈子也吃不上两回肉。过这样清苦的生活，试问天下能有几人？
因此“心学”的核心便是“人心即为理”，升官发财、吃喝玩乐、追求女人，这都是正常合理欲望的体现，不应该被当作洪水猛兽去穷追猛打。
“心学”和“实用主义”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用来约束欲望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所谓的“良知”。但“良知”这个玩意儿，如果没有法律作保障，很难真正起作用，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人不过是充满欲望并受欲望驱使的动物。”靠“良知”约束欲望，是自欺欺人，是“心学”的先天缺陷，也是“心学”无法得到官方大规模推广的根本原因。
而在日本，情况则截然不同。日本历史上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但这个“深”，却有明显的选择和排他性。
首先，日本独特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中国文化一样大气从容，兼收并蓄。我们打开地图，便能发现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被汪洋大海包围，火山爆发、台风来袭、地震海啸是家常便饭，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日本人天生缺乏安全感，也对广阔的大陆产生狂热的渴望。
一方面，日本积极从中国汲取儒家文化，像自上而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严格控制内心的欲望等，全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产物；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安全感，担心受到外来势力的支配，日本又努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日本崇尚武力、蔑视弱者的传统。
近代以前，日本长期内乱。名义上，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号称“半神半人”的天皇，天皇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赋神权，生来就具备绝对统治的地位。但实际上，天皇并没有多少实权。在日本，真正掌权的是幕府将军，比如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但问题在于，天皇只能有一个，将军却可以有很多人，谁不想独掌大权？谁又甘心仰人鼻息？你“丰臣”可以，我“土臣”“铁臣”“王臣”凭什么不行？因此，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将军们经常你争我夺，内战不断。大规模的封建割据和长期内战导致了一个重要阶层的产生，这就是所谓的武士。
武士们严格遵守“武士道”精神，非常强调效忠、勇气、荣誉和自我牺牲，极端蔑视死亡。对于任何一名武士来说，投降是最大的耻辱，而在战争中牺牲是莫大的光荣，即使未能战死，也必须通过自尽来保证自己以及家族的荣耀。
到1940年前后，在东条英机和其他战争狂热分子的鼓吹下，“武士道”的观念已经弥漫扩散至整个日本军界，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根本影响。
1940年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封建割据、积弱贫穷的模样。自1867年幕府军被效忠于天皇的军队打败，“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重掌大权的天皇带领下，全面接受西方的思想观念、技术和制度。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拒绝接受任何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只在技术层面上有限度地加以引进，也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中日差距由此开始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