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什么是新常态
新常态简单地说，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中国前几年经济的增长是超高速的增长，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高，但是不可能长期这么高，因为这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很大。大体上有五个不利，第一是资源过度消耗，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抓紧时机进行技术创新，以便给经济找出一条新的途径。中国也应该如此，但是为了追求超高速的增长，忽略了这一点。
GDP的结构比增量更重要。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了，但是要论结构，我们跟日本还有距离。为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占经济中的比重、占GDP的比重小于日本。
对出口、进口的看法需要调整
出口越多越好，这是计划时代的观念，因为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受到外部的封锁、抵制，外汇很少，出口越多赚取外汇越多，可以买需要的东西。
现在的情况变了，出口多，其他国家的进口就多了，出口就少了。这种国贸易关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应该转变，并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进出口基本平衡才最好。所以说观念要变，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而且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要跟人家做长远的贸易关系，都是希望能够在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条件下来做。
另外，外汇储备也是应该根据国家情况考虑，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越多，会带来几个毛病。所有的外汇储备都是用人民币换来的。企业出口创汇，然后根据国家结算外汇的办法，把外汇卖给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付你人民币。所以外汇的增加实际上表明了人民币出口越多。有的外汇就存在那儿不动了，造成人民币通货膨胀。
高就业未必和高投资有因果关系
过去总是认为，要增加就业就必须高投资，高投资就能够提供就业的岗位，就业岗位多，就业人就多，这个看法已经是过时了。
现在有些工地正在施工，要建一个现代化工厂，你到那里问问看，这个厂投资了多少亿，会增加多少人就业？他给你回答是你预想不到的，我不但不增加就业我还要裁员，全部用机器人，哪用那么多人。
跟新常态相对应的是适度投资，不是从前那样，投资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就业靠什么解决呢？靠适度投资，靠政策，靠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靠中、小、微企业发展。什么叫适度投资？含义是并不是全要国家投资，国家只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靠民间资本投资。民间资本投资，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向。中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都是民间投资，它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这种投资是精打细算，不会铺张、不会浪费，因为民营投资自己要负赢亏的。
高利率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
过去对待通货膨胀，主要是什么办法呢？提高利率，货币流通量就减少了。
但是现在根据中国一二十年的经验，已经表明了高利率不能或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在经济学里面，国际传递的通货膨胀不算，就从供给需求各个方面来看，通货膨胀分两类，一类叫作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一类叫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遇到的通货膨胀，当时主要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进入21世纪以后性质变了，更多的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成本提高了，物价就跟着上去了。
记得在前年，一个月调整一次银行准备金率，全世界没有这样的，这个是很难动用的宏观调控手段，结果物价还是控制不了。所以要技术创新，现在2008年以后全世界都认识到了要治理通货膨胀，不能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而是鼓励技术创新的办法，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放到重要位置。
市场可以创造
我们所面临的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市场，而不是静态的市场。比如说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重在扩大民间消费，民间消费增加还是挺慢的。原因很多，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关键的，你在销售运营方面没有新产品出来。你要人家扩大消费，你得有新消费品。
我到服装店看，看来看去这个式样以前就有了，这个布料还是一样，我要这个干吗，我家里都有了，我买来干吗？市场要创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现在用的手机跟过去的手机不一样了，为什么？功能增加了。10来年前只是作为通话工具，现在的手机可以看电视、打电话、录音、照相等等。
要有两个假设、三种调节
现在谈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经济学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假设，叫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都是自利的，最低成本、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这是一个假设。这种假设并没错，但是现在显然是不够了，在今天的社会中一般认为应该是两种假设。一个叫经济人假设，第二种假设是什么？社会人假设，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
为什么提社会人假设呢？因为很多事情都处于经济规律以外。
比如说有两个城市，A和B，A这个地方如果你去投资成本低、销路广、利益广。B的这个城市成本比它高、赢利比它少，按经济人假设肯定在效果最好的地方投资，有些人偏偏要到B那个地方去投资。为什么呢？经济学不好解释这个问题的，社会学可以解释，因为实际生活中有各种考虑。
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是用一只无形的手来支撑的。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政府用有形的手来支配的，有形的手包括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等。现在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政府调节更晚了，是到国家形成了、政府出现了才出现。可是人类社会少说也有几万年了，在几万年时间里没有市场、没有政府，但是人类社会存活下来，只能是道德力量调节，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
资源配置效率比生产效率更重要
在经济学里面，长期以来所强调的是生产效率。什么叫生产效率？经济学里就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企业，它如果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效率提高了，这就是增加效率，或者在效益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能够减少也是一样的。生产效率是有用的，也是值得关注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就是资源配置效率。
假定投入总量不变，但是你可以用A方式配置这些资源，也可以用B方式配置资源。如果你用A方式配置资源，结果会得到N，用B方式配置资源得到的是N＋1，这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这个排列出来以后，经济学发展的变化，生产效率固然重要，但资源配置效率更重要。
为什么？因为生产效率主要是在微观领域起作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等有微观性。从宏观角度讲，更重要的是资源配置效率。
以我们国家来说，国有资产有好多万亿，如果使用不好、配置不当，这就是损失。改革就是让国有资本，让国有的资源能够更充分发挥作用。
需要重视产权激励制度
从经济理论分析，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个原理，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创造的，光有物质资本投入创造不了利润，光有人力资本投入也创造不了利润。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的分配只是让物质资本投入者所享有，人力资源投入者不享有呢，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这合理吗？
所以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不合理，明明是共同创造的，为什么我们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报酬呢？所以提出要分享，分享有各种办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产权激励制度，人力资本投入者根据贡献的大小分享利润。
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预调
进入新常态以后，宏观经济调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定要以微调、预调为主，不要动不动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这是有害处的。
最大的害处在哪里？就是养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没有宏观调控就不行了，这会削弱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应该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应作为辅助。
经济中本来是有内生机制的，宏观调控太多、太频繁，会抹杀内生机制。从宏观角度讲，一部分人有小业主意识不是坏事，可以平衡社会。宏观调控不可少，但必然走向是微调、预调。
经济低碳化是新目标
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提到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现在来看，要升级到第五目标。因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在增强，现在的环保概念与30年前不同。30年前只是有毒的不让排，现在的环保概念改了，二氧化碳也不让多排。
所以现在提出了第五个目标，就是经济低碳化，这对我们的长远发展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本文原载于《新京报》）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得也许已经超过了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地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了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越来越短暂。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认为不太微也好，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看来这次的收效显得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在方法论上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经济学上的“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这是什么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长。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21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了。
具体来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当然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能持续的，经济学家对它做了很多分析，最初做出分析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但是不只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这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就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近年来这个速度在加快。所以继续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这个因素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