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就是开放。开放使得原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才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要在技术创新或者用技术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2003、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支撑经济增长主要的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的实际内容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下行通道，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
以平常心对待GDP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这个增长给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了，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说它没有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我们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不但是在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正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化，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这样的国家，当初爆发系统性危机以后就变成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我们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它具体的表现，一个就是使得减速过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速度降低了，减速过猛会造成很多问题。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质量，很低的增长数量而质量不好的话，它的实惠又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它具体的表现，一个就是使得减速过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速度降低了，减速过猛会造成很多问题。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质量，很低的增长数量而质量不好的话，它的实惠又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如果减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的话，虽然数量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也就比原来还要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因为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全面推进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其实这个问题提出已经很早了，从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那是1981年，这个十大方针是环绕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十六大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是一贯的，就是说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应该说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这两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执行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党的十八大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党的十八大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把它叫作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它开始见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十二五”那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现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事情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下台阶，但是我们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最近两年，2013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执行的情况，完成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
2014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已经完成了。这是讲就业的状况。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因为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而产生的社会的不安。
另外，结构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了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但是“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然反复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十二五”第一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年，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到2013年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最大的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的趋势也是如此。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我们现在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无非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是不太大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这个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但是营改增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所以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业的出现，是大大加速了。你看网络销售分化出多少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产生了。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业户增加了40%。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
新常态不能一蹴而就
小试牛刀就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增长中新增的效率提高的贡献，使得我们能够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就是从一个粗放的增长转向了一个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东西。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困难的障碍，以及过去旧体制、旧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困难，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所以我们希望总结2014年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取得的教训，而且要规划未来，我们明年怎么干、后年怎么干，使得我们所希望建立那个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
（本文系作者在2014年新浪金麒麟论坛的主题演讲）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表象背后，其本质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其中，发达国家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经济体制“向左转”，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则为“向右转”。
新常态是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该说法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而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到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也因此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以下，我们分别针对发达国家、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由于分析过长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线条的研究框架，精准度也随之下降，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未来三到五年的中期发展阶段。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全面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国、美国等国，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经济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这一点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走红并引发热议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
中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