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二：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
在持续30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1%，老年赡养比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为16.47%。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3.93亿，0~14岁人口组占比为14.61%；15~64岁人口组占比为68.92%。据此计算，2030年总抚养比为45.1%，较2011年的总抚养比34.4%上升10.7个百分点。
挑战三：资源环境恶化
资源环境恶化突出表现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上，资源短缺、环境治污都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先行发达国家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时大多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且可以通过殖民掠夺来满足资源能源需求。而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比先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且不能靠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故资源短缺带来的国际资源能源市场的波动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国内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多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要进一步上涨。同时，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前后，全球30%左右的碳排放量都可能由中国贡献，届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中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几个特殊挑战：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属高碳排放阶段；资源禀赋结构是“多煤、缺油、少气”的高碳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环节；粗放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
挑战四：经济增速换挡
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增速下来了还可以再返回原来的高度，而经济增速换挡则是下来了就不能再返回原来的高度，由此带来的挑战远大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挑战。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曾达到12.1%的高度，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底部还未探明，继续下行的可能性很大。这种趋势显然已不能完全用周期性波动来解释，而是属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经济增速换挡会带来一系列挑战：经济结构必须调整，部分行业萎缩，部分企业面临破产；市场需求减少，订单减少；就业岗位减少；财政增收困难；金融风险加大等。
挑战五：经济结构调整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结构变化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下，经济结构部分被扭曲了，如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过分依靠“三驾马车”，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对GDP贡献较大的工业，区域结构过分偏重沿海发达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过度偏重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要素，财富分配结构偏重国富等，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了。同时，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势在必行。但经济结构调整并非易事，历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经历过这种调整，但因没调整好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我们现在也面临这种挑战，如随着“三驾马车”效力减弱，须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但后者启动需要假以时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淘汰落后产能，但淘汰落后产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则面临着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相对稀缺的挑战。
挑战六：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推出了“4万亿”投资等刺激政策。这对当时的保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由于退出不太及时，也带来了产能进一步过剩、债务负担加重、资产价格泡沫增加等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近年来不得不逐步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但刺激政策上去容易下来难，因为经济已对刺激政策形成了依赖。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高超的技巧，需要把握好度：退快了退多了，经济就可能稳不住，且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退慢了退少了，则经济风险会继续累积，且延迟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平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挑战七：社会转型压力加大
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转型的压力明显加大，因为在此阶段贫富差距容易扩大、社会容易失范、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等。近年来，中国已明显感受到这方面压力的加大。要缓解社会转型压力，一方面要通过针对社会公平的改革，理顺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公平分配权利；另一方面要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银来大力发展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事业。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的持续下行，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加大，债务负担加重，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承担越来越重的社会事业支出责任。如何在经济增速换挡时期维护好社会稳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挑战八：改革难度增加
经济发展必须依赖改革，但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入不得不“动奶酪”的阶段，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改革难度大大增加，原因：一是改革对象更复杂了，不仅要继续改革尚未改完的计划经济体制，还要改革过去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过渡型扭曲体制”；二是改革协调难度增加了，不仅要协调经济改革内部的各项改革，而且要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改革；三是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到了必须动既得利益集团奶酪的时候，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四是观念障碍增加了，很多人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等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因而对部分改革产生了怀疑。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第一个问题：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
究竟什么叫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重要的弊端：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错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
200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在抓紧技术创新。而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长，这样我们在结构调整、经济方式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错过了时机。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适应新常态要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追求GDP的超高速增长。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所代表的内涵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尊重市场规律。
第二个问题：第三产业产值突破GDP占比51%的意义
2015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第三产业的产值达到了GDP的51%。今天，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一般要占到60%到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到了51%，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
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说明，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种情况不一样。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顶多4%，他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国家还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注意到，关键还是在结构调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是追求数量性的扩张，结构调整比总量要重要。1840年，中国和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国多多了，可是结构不一样。英国1770年就已经开始工业化了，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工业化进行了70年。英国的GDP首先是靠钢铁、机械制造、蒸汽机、铁路建设，英国棉纺织品是用机器纺织，打到世界。而中国的GDP虽然大，但以农业、农产品为主，加上少数的手工艺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制造的。
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而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西欧大陆，出口的产品是蒸汽机、钢铁。结构比总量更说明问题，因为英国的产品结构重新组合以后，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前列。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大家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资本的结构。中国那个时候号称4000万人，英国那个时候才一两千万人左右，论人力资源的数量中国远远超过英国。英国小学已经普及了，当时还创办了很多中学，也新建了一些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现代的金融？所以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调整结构实际上我们是跟不上的。
第三个问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继续推进工业化并重
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设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离这个距离还远。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也要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靠消费者，这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扩大消费。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至少还是中后，但是要发展的话，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费意愿，这就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而且愿意在国内购买，跑到国外买对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影响。
不久前我在河北进行调研的时候，被一批企业家围住了，让我讲几句话，我讲了四句话。
第一，让产品更个性化。就是要抓住消费者的习惯、爱好，提供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
第二，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是占重要地位的，但服务一定要人性化，板着面孔在那儿，爱买不买，这样消费者就不来了。所以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
第三，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的制造业很多是国内有名的，在国际上没有名，所以一定要把品牌打到国际市场上。将来的竞争实际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靠不断的技术创新维持的。
第四，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
我们要背水一战，把中国的制造业搞上去，这是对的。但是光有决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重组的重组，要下这样的决心。这里面既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希望，也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希望。
第四个问题：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需要改革和转型
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国有资本的管理专门成立国有资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运营公司也好，高层只管资本，管资本怎么运行，这样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