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002年的时候，上一轮的调整到了尾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通货还在紧缩，价格还在下降，但企业的利润开始增长，因此企业的投资开始增长。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有效降价》，指出降价是因为成本下降，不等于利润不增长，不等于效率不提高，不等于投资会下降，这就是调整的结果。
第三个作用，让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专业化的作用。以前过热的时候，听到的声音都是“多元化”，干什么都能挣钱。现在要提高效率和质量了，大家发现还得走专业化的道路。最近这些年经济过热的时候，一些企业就东张西望，天天想着转型，天天想着哪有投资机会，没有专注而专业地做自己的事情。而过去几年一直专注专业地做好自己的产品、扩大市场的那些企业，现在订单反倒增加了。
第四个作用，真正调整结构。增长速度14%时的那个结构，包括后来2010年时增速10%以上的结构，一定是投资过多。现在过热过去，一些新的产业在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收入水平也到了一定的程度。2015年服务业比重第一次超过GDP的50%，消费品的增长仍然比较正常，与消费相关的各种产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总有人说现在不可能有过去那么多需求了，当然不可能有支撑增速14%的需求了，但支撑7%~8%的需求还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第五个作用，到了不景气的时候，大家的创新意识反倒比较强。创新热潮一大部分也是改革，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如注册制、自贸区等等，现在企业、个人都更多地想创新了。
现在的低迷时期，反倒可能是创新增长的过程，而这种创新加上我们的体制改革，包括优胜劣汰、提高效率、专业化、创新等，正在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下好的基础。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再有一二十年，甚至是30年正常的高增长，现在是7%左右，以后是6%，再往后是5%，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保有充分的信心。
（本文系作者在2015第二届大梅沙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经济再平衡要过三关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概在2010年，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5年过去了，这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
我用的概念叫作转型再平衡，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主要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是它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时间争议比较大。我们判断房地产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30%，2014年是11%，2015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达到4%左右。2015年下半年的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接下来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
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底，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降得过快。所以政府还在稳增长，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可以打开，打开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信。能不能准许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进入，以利于竞争？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电信资费最低的市场，要达到低点，还是要放开准入。另一个是石油。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引入竞争，未来大家对“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能种花种草种菜。据调查，北京有5%~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得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过去5年需求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与之相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说到通缩，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而是由于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收缩而形成的。PPI的下降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为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行业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2014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来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产能。比如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实现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减产能并不是在优胜劣汰下关停企业，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长的压力更大。因为减产能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这些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有人提议让僵尸企业退出，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调研过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元钱，卖200元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元钱，但是停产以后问题更多。企业坚持下去，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靠这种方式支持的话，也非长久之计。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最近我们调研之后提出了一个配套的想法。从全国提出一个减产能的配额，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是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银行坏账指标还是要用起来，要给一套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管用的办法，使减产能有一个有效的推进。
第三关，要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部分有效地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所谓新的产业。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第二是转型升级，比如机器代替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
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最后，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比如出现Uber、滴滴打车这些企业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这会引发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甚至是严重冲突。这对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也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那种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现在特别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产生出正确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上面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进一步放开准入；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要转换增长方式，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经济真正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2016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就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效益也会很差，甚至风险加大。
这种情况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地增长。
第二，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跌至6.5%甚至6%，每年的新增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这几关能不能过得好，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深化改革。
（本文是作者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表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