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周恩来审定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从而正式在中共中央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写《十年总结》
为了扭转“大跃进”所带来的巨大困难，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几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1958年、1959年我们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他还指出：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就在此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
文章扼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58年5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总路线，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年大跃进。
8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
12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他在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与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例如。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又在武昌同意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文章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主动权，就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尽管文章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总结，但还是要求实事求是地对指标加以调整，要求留有余地，这些，对于改正盲目追求数量，针对困难寻找克服困难的出路，仍然是有其意义的。
中共苏共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
1960年6月初，苏共领导提出，趁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建议稍晚一些召开全世界各国党的代表会议。两党同意在布加勒斯特就此交换意见。6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6月17日，中共代表团路过莫斯科时，彭真与科兹洛夫会谈，双方绝口不提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定。6月19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6月21日与赫鲁晓夫等会面时，赫鲁晓夫对此也绝口未提。但是就在6月21日下午，中共代表团接到通知：
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开会。当晚，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共，包括内外政策。6月22日，彭真团长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6月23日下午，苏方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6月21日签署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页，是苏方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的。“通知书”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拉开了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的序幕。
6月24日—26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的各党代表团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会议包括24日首先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代表会谈和25日—26日召开的51个党代表团会议。苏共代表团一开始就控制了会议，带头发难和指挥对中国党进行猛烈围攻，指责中共是“要发动战争的疯子”、“假革命和极左路线”、“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民族主义”等等。大多数党的代表跟着苏共纷纷指责中共，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三国党没有参加对中共的围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团长卡博在会上表示，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能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时的。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的方针，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代表团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苏共中央代表团和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声明强调：“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决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声明表示，中国人是压不倒的，中国人“宁可被辗得粉碎也不屈服”。6月26日会议最后3小时，赫鲁晓夫作总结性发言。他对中共又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彭真即席发言，指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谁不听他的话就组织对谁的围攻，还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国际准则。
由于苏共的坚持，布加勒斯特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会谈公报。尽管中共代表团不同意苏共的观点，但为了顾全大局，对外缓和已出现的严重分歧和对立，仍然在公报上签了字。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没有能够压服中国共产党并不甘心，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苏联片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曾给中国以大量援助，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对此是十分感谢的。就是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苏联政府也仍然和过去一样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由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上的分歧，苏共便企图在两党关系之外，通过两国间的关系来控制、压服中国。在1957年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对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苏便十分不满，开始在国家关系间对中国进行控制。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苏联提供经费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6月，中国复电苏方，同意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但费用“应当由中国方面全部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7月，苏联再次提出，双方共同建设电台，在使用上，双方在时间和器材上各占50％。中国又回电，费用应全部由中国出，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可以一半一半。由于涉及到主权问题，中国方面没有让步。
1958年7月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提出了关于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意见。尤金说，他是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来谈此事的。并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好，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毛泽东当场就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苏共领导人在军事上企图控制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后，便在尖端技术特别是国防技术上卡中国，以迫使中国屈服。1957年11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苏联基本上同意对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弹和运载导弹等予以援助。但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由于苏联正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谈判，如果西方国家知道苏联在新技术方面对华援助，就有可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所以要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此外，苏共中央还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政策。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说，谁先开枪我不知道，反正是印度人被打死了。并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口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早在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发表声明，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从而把中苏分歧公开于世。
1960年6月，苏共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组织围攻中共，中共代表团坚持原则，严厉地批评了苏共的做法，使苏共压服中共的企图一直未能得逞。
苏共在许多企图控制和压服中共的无理做法遭到中共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后，便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从1960年7月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分别出版和互惠发行的《友好》杂志（俄文版）和《苏中友好》杂志（中文版）。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个照会，指责中国有关方面向苏联专家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联专家”，中国当局对苏联专家的劳动“公开的不尊重”，因此决定召回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和顾问。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又于7月25日通知中国政府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7月31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照会还解释说：中国为满足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后一再提出希望了解中国情况和政策的愿望。多年来一直向苏联专家提供材料，这并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但是，苏联对中国的照会不予理会，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1个月内，撤走了在华帮助工作的1390名专家，并带走了全部的图纸、计划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