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会议期间，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1930年亲手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并且在3月11日为印发此文写了批语。批语指出，“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把它叫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广州会议还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1930年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认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会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信中指出，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要带着一种成见下去专门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的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党中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负责同志继续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弄清情况，以求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两县农村作了40多天的调查。在调查中，调查组与基层干部、群众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山林、房屋、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座谈。5月7日，刘少奇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的干部、社员进行座谈。在谈到食堂时，他指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回家做饭有困难。大队、公社、县、省、中央应当赶快组织这些东西的生产。在讲到包产到户问题时，他指出，总的讲不能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是有些零星生产，如田塍、荒土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在这些方面，包产要包死。在讲到退赔时，他强调指出，要彻底算账，退赔清楚。账要一户一户地结，不能马马虎虎。赔清以后，要写一个大单子，立块碑，以便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不再重犯这个错误。在讲到民主办社问题时，他指出，实行民主，就是要由社员当家作主，而不是由干部当家作主。经营管理方面的大事情，例如密植、双季稻、修公路等等，必须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3月26日至5月5日，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进行了调查，听取了这些地区领导的汇报，并派小组深入到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征求工人、农民的意见。他在5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群众反映公共食堂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中还反映了这些地方提出的要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和自由市场的问题。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调查，他听完省委的汇报后，到武安县的农村同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并对农村食堂问题作了重点调查。5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通报调查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指出了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希望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等问题。4月和5月上旬，邓小平、彭真领导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了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在中央领导的带动下，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纷纷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对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和通信，毛泽东就批转各地参考。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原草案中农村食堂、供给制的规定，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中社员与社员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指示总结了3月以后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要求继续搞好调查研究工作。指示说：“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把调查研究当做一项科学的工作，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调查研究要讲究实效，那种既不提出问题、又不解决问题的调查，是没有用处的。”
为纪念毛泽东《农村调查》出版20周年，《红旗》杂志1961年第3、4期发表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社论指出，真正的好的领导，必须经常地周密地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没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单凭脑子想象，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执行机关说来，如果不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个阶级、阶层的动态，经常地进行周密的调查，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调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调查情况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经验的过程。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全党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中，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各地、各个部门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逐步纠正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先后制定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使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得到较大的改进，“五风”得到遏制，带动了全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开始真正了解了实情，看到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使指导思想上有了转变，为1962年1月具有重大意义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此后对国民经济的大规模调整，奠定了基础。
安徽等地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以包工包产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管理制度，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在某些地区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只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为“左”倾思潮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分歧，时起时落，时兴时废。到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60年代初期，这种生产“责任田”的方式又一次在安徽等省出现，只是安徽出现得较早，而且做得又具有典型性，一度决定在全省推行，引起了全国的瞩目，也给农业生产关系的几度演变留下了历史的经验。
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也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严重减产，城乡粮食短缺，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渡过经济困难就成为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就在这时，安徽率先推行了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但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1960年初，安徽宿县一位农民向公社党委要求带着他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粮3300斤，扣除费用，上交粮1800斤、现金60元。他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去种。他的建议对省委负责同志震动很大。全椒县吉河乡的几个农民，也向华东局负责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于是，省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搞“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试点，结果得到群众普遍拥护。这种“责任田”采用“五统一”的做法，即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抗灾统一。试点尚未结束，邻近的生产小队纷纷要求照办。安徽省委在讨论了试点情况，并请示毛泽东之后，决定全面试行“责任田”的办法。至1961年3月，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39。2％。
但是这种做法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在1961年3月中旬的广州会议上，有人认为安徽农民所搞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生产责任制是“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为了争取了解和支持，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等人，解释安徽实行的“责任田”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采纳“包产到户”的办法。他认为，“包产”这个办法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取巧的空子。
因此，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些农活可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的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在实行中吸取它的好处，同时，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曾希圣在信中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计划、分配、大农活和技术活、用水管水、抗灾），并就这“五个统一”中两个最重要的“统一”，即分配统一与大农活和技术农活统一做了详细的说明，以免除有些同志对此产生误会。他认为，从试点来看情况是好的。他估计增产的可能性很大。至于今后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他认为现在还不能完全预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安徽全省“责任田”的试验在农村中不胫而走，发展到39。2％，已到了难以收缩的地步，而省内外对此做法议论纷纷。为了说明真相，取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安徽省委于4月27日又向中央、毛泽东并华东局上报了《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说明“责任田”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农业六十条》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请求中央告知邻省，“以免发生误会”。同年7月24日，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华东局上报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继续对“责任田”做法详加解释，强调说明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为了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支持，在毛泽东外出视察，路过蚌埠时，曾希圣连夜赶到蚌埠，在列车上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毛泽东当时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毛泽东这一态度使“责任田”在安徽省内迅速推开。到8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至74.8％，10月中旬增至84.4％，到年底就达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