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宣布，1961年应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全会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从此，中国经济由“大跃进”转向大调整。
就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率先离京调查。1月21日，他派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
3月15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或批转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中学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以及《文艺十条》等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有关领导同志23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
全会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召开的，其中心任务是深入地分析经济形势，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工作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对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对莫斯科会议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一九六零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1960年36种主要重工业产品中超额完成产量计划的有钢、生铁、发电量、原油、水泥、冶金设备、采矿设备、金属切削机床、机车、动力机械、机动脱粒机、汽车配件等12种，达到原定产量计划的有原煤、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3种，其他诸如钢材、铜、铝、硫酸、原木、烧碱、化学肥料、发电设备、起重运输设备、汽车、棉纺设备、造纸设备等都没有完成计划。主要轻工业产品，棉纱、棉布、针织品、纸、糖、食用植物油、盐、卷烟等，由于农业歉收，原料不足，都没有完成计划，有的产品产量比1959年还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近百年来所没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以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正视目前的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比较紧张，工业原材料，特别是煤炭和木材的供应也比较紧张。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一些环节、秩序有些不正常，某些工业品的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在一部分地区、企业、事业单位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造成目前困难和问题的原因是：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农产品减产；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对大跃进的经验不足，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的偏高，基本战线拉得太长；在经济管理上，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各级负责制、技术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有少数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干部队伍不纯，有的公社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权被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窃取。
报告提出，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以调整为重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即先安排农业，再安排工业；先安排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时，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要求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
报告还指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确定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在农村，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帮助渡过困难时期。“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必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援，重工业部门尤其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援，积极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并且从企业设计、生产组织等方面尽量节约劳动力和少占耕地。要尽可能地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报告制定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粮食产量4100亿斤，棉花产量3200万担，油料产量7200万担，猪的饲养头数1.5亿头，钢产量1900万吨，原煤产量4.36亿吨，棉纱产量450万件，棉布35亿米，纸200万吨，食糖55万吨至60万吨，食用植物油75万吨至80万吨，盐1300万吨，卷烟280万箱，水产品443万吨，发电量660亿度，原油660万吨等。以农业为原料的棉纱、棉布、纸、食用植物油、卷烟等产品的产量比1960年有所减少，其他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发电量、石油、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
1961年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67亿元，比1960年减少103亿元；大中型项目安排900个左右，比1960年减少700个左右。有些工程，特别是某些水利、钢铁、机械工程必须坚决暂时停下来。非生产性建设，除十分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校舍以外，要一律停止。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要适当控制发展数量，努力提高教学和工作质量。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要有计划地精简和下放国营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的职工，1961年计划下放502万人。国家支出的工资总额基本上仍维持1960年的水平。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的完成，必须加强集中领导，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经济单位，都要按照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全体的原则，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统一计划中来考虑，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全国统一计划的要求；都要严肃执行国家计划，积极努力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要在生产、基建、收购等方面层层加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完成当前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为了加强集中领导，有必要对经济管理体制作适当的改进，把某些下放得过多偏下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而在最近三年内，权力要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经常关心职工群众的福利，办好食堂，加强劳动保护，注意劳逸结合。要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整风。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整风，要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其他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工作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
全会对李富春所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建议国务院根据中央全会决定的方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时也讨沦并通过了196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决定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十二条》，做好整风整社的工作，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干群关系，坚决纠正农村中存在的“五风”，放宽农村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以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会批准了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中央局的决定。各中央局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虽然由于长期“左”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过来，因此全会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偏高。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毛泽东在全会上反复强调的要恢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断了的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又得以重新开展。在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指导下，为制订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纷纷深入基层，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时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带领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3省农村进行调查。要求每一调查组要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分析研究了调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同部分地方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开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3月10日到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部分负责人举行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搞调查，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如果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搞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3个大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也举行了会议（即“三北”会议）。3月15日至23日，“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并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工作，着重解决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