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61年至1965年努力，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223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833亿元，工业总产值14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农轻重比重基本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财政收支在后3年都有节余，其中1965年节余7亿元。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中共中央采取坚决措施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在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严重的问题，必须立即纠正。在1960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头脑过热的情况，指出，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要留有余地，要实事求是。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工业生产；充实农业生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措施。同年8月，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时，多次代表大家提出，应当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当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经济计划而提出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时，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周恩来并加上了“充实”二字。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八字方针”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出现。这一调整工作首先从整顿农村人民公社开始，主要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的组织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指示信的主题是调整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且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12条的主要内容是：（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现在归队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队营企业，归队所有，归队使用。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得过死，不要乱加干涉。公社的生产计划，应该建立在生产队的生产计划和生产小队的包产计划的基础上。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任何人不得随便调用。小队与小队之间组织劳力协作的时候，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由受协作的单位以工换工或者评工记分，按劳付酬。
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包产指标必须真正留有余地，一定要让包产小队有产可超。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制定技术措施，有权安排各种农活，公社和生产队都不要乱干涉、乱指挥。（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人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6）少扣多分，尽量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还应该实行少扣多分，扣留比例不能过大，积累不能过多。对于收入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中，应该控制供给部分，提高工资部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劳动。（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达到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整劳动力占2/3。（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闲时少吃，忙时多吃，12个月的口粮按13个月安排，留有余地。在北方，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经过县委批准，可以允许采取由食堂统一管理、由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适应社员家庭取暖的需要。（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只许卖给国家收购机关以外，其他农产品和副产品，在完成国家规定的交售任务以后，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交易。（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并且要注意卫生，防治疾病，注意妇女劳动力的特殊保护。耕畜也应该劳逸结合，在冬季农闲季节，必须保证耕畜得到适当的休息。（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任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坏人坏事。同时，必须表扬好人好事，凡是顶住“共产风”的、作风好的、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干部，都应该受到表扬。提倡干部说老实话。提倡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
指示信发出后，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同群众一道为纠正错误，扭转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局面而努力。此后，以贯彻《十二条》、纠正“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这是我们党继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纠“左”工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通过整风整社，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共产风”、浮夸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更重要的是，党的主要领导和各级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村存在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解，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有所恢复，为以后几年的经济调整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刘少奇访问苏联并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60年11月5日至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的庆祝典礼，并进行了友好访问。
在此期间，参加了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中苏分歧进一步发展。7月，苏方突然撤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一系列经济、科技合同。9月10日，中共中央在答复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时，驳斥了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观点，并且提出了解决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接着，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为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作准备。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有26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准备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苏共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中共代表团基本接受，但提出了许多重大修改意见。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根据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协议，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中央于11月5日散发了对中共中央9月10日信件的回信。回信长达6万字，对中共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从而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对此，中共代表团仍然本着加强团结的愿望，对苏共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
会议期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流了彼此的立场观点，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一致表示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中共代表团反对在各国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苏双方就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性质、帝国主义本质、战争、两国关系、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论。经过各国党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发表讲话，对于经过共同努力制订一致同意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表示高兴，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1960年莫斯科会议，是继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共运中的又一重大事件。会议体现了各国既互相联合又独立平等的原则，体现了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使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意见达成了妥协，使中苏关系得到短暂的改善，但国际共运的深刻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会议强调的一些理论原则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它继续坚持国际共运的共同规律和统一路线，仍然忽视了各党独立自主发展的潮流。
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2月9日回到北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都到首都机场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