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撤走的这些专家工作在中国国内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布于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在撤走专家的同时，苏联政府还停止了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得中国许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和日常运行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的状态，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比如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轧机安装、调试工程，兰州橡胶厂工程，哈尔滨压延厂的铝镁车间工程等，都由于苏联专家的突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入生产。据统计，这期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的两国间合同包括，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以及其他协议，还有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及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1964年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中共中央指出：“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设备。虽然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但也促使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0年7月初，聂荣臻在一个报告中就写到：“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正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基础上，中国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中国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在许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由于会前有布加勒斯特会议事件，会议进行中有苏联政府突然撤回专家、撕毁合同事件，同时，上半年国家经济状况不佳和一些大城市粮食供应日益紧张的状况，会议讨论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关于国内经济问题，这次会议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开始正视“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严重困难的状况，研究了如何扭转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和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初步议论了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问题。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强调：要自力更生；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要抓粮食，秋种要尽可能多种一点，种好一点；明确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要给每个社员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
文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当前粮食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的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全党全民要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针对由于在工业部门和农村基本建设等方面动用劳动力过多，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情况，文件要求：工业、财贸、文教等部门的工作都必须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文件明确规定，“要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提出要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要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
文件还指出，1960年以来，国民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一是工业生产下降，第二季度，在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指标，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二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7月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1579个，小型项目51000个，造成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紧张。三是农业方面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收成有比去年减少的可能。最突出的是粮钢供求之间的矛盾很紧张。为解决这些问题，文件提出，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就是要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全面安排，立即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粮、钢和其它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文件要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作好下列工作：（1）立即发动群众检查今年头7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讨论今后5个月增产节约的指标及措施。（2）继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3）必须执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的方针。（4）干部要立即下去，亲临生产前线。（5）大量精简企业、事业单位中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一部分直接生产人员。（6）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管好群众生活。（7）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反对本位主义。（8）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从1960年夏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并对3年“大跃进”运动进行反思。6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以及所写的《十年总结》中说，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他还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认识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是个教训。1958年、1959年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要把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1960年的指标要加以调整。毛泽东的讲话表明，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大跃进”以来那种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做法开始有了改变。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期间，突然接到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消息，议题遂转向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对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农业问题。他说，民以食为天，第一条是吃饭，请同志们注意。要搞好夏季、秋季的田间管理、追肥。秋收要力争多打粮食。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代食品（野生的）。总而言之，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为此，他主张多给农民自由，农村在以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个人所有制的部分一定还是要的，就是讲，田边屋后总要给他一点自留地。这次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会上还议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
《主要措施》确定，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这次会议的决定和指示，实际上已开始了对国民经济实行初步的调整了。
根据北戴河工作会议的精神，1960年8月，李富春在国家计委重新编制1961年计划时，提出了“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8月底，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周恩来又增加了“充实”两字，这就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0年9月27日，国家计委党组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在1961年，“我们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更好地发挥城乡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勤俭建国、增产节约的精神，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更好地继续跃进”。这个报告于9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实施，这是“八字”方针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1月13日和18日，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中心之点，是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毛泽东总结近几年严重的教训时提出，我们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他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调查研究做的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要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他批评“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的《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李富春报告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情况，指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农业许多产品减产，三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在一部分地区企业、事业单位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针对这些问题，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把农业放在首位，尽可能提高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努力加强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要认真注意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在工业生产建设的安排中，要先生产后基建；先采掘，后加工；先维修，后制造；先配套，后主机；先质量品种，后数量，以便在现有数量基础上，加强薄弱环节，填补缺门，完成配套，增加品种，改善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建设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全会通过了这个报告，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全会认为，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因而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调整是“八字方针”的重点，即调整各个部门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质量。
全会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具体安排是：
（1）农业总产值为655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10％左右；粮食产量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0.8％；棉花3200万担，比上年增长33.3％。（2）工业总产值为2310亿元，比上年增长8％。钢产量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4.36亿吨，比上年增长2.6％。在主要轻工业产品中，计划生产棉纱450万件，比上年减少150万件；棉布35亿米，比上年减少19亿米；食糖55万吨～60万吨，比上年增加12万吨～17万吨。（3）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减少38％以上；大中型的项目安排900个，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八届九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是从“大跃进”向贯彻实行“八字方针”的重要转折点。但是，受头脑发热的影响，这次会议对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局面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问题估计不足，关于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仍然订得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