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且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和《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我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社论。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对它加以阐发。社论认为：“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农亦工，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这样，《五七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而且使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各地表示都要走《五七指示》所指出的“五七道路”。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的社会构想，是有深远的思想基础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早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曾提出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吃饭不要钱等口号。后来又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按照这一思想指导，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把它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这确实表明了毛泽东想早一点实现共产主义的真诚愿望。但《五七指示》的执行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误，证明了毛泽东这种真诚的愿望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偏离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不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就能到达理想境界，在当时现实的社会中根本无法实现。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的理想王国，也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个失误。
“三家村”冤案
从《海瑞罢官》被批判开始，很快就株连到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然后又株连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矛头所向，直指北京市委。
1961年3月，邓拓应邀为《北京晚报》定期写知识性的杂文，从此以马南邨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到1962年9月底，共发表文章150余篇。从1961年10月起，《前线》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的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以“吴（即吴晗）南（南即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笔名轮流撰文，先后发表了50余篇杂文。这些杂文，多数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以及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也有就各种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或褒或贬，旁征博引，议论横生；还有知识小品、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等；也有些是针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作风，浮夸风、共产风，说大话、假话、空话等的讽刺和批判，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即属此类。它有相当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因而，深受读者欢迎。为此，《燕山夜话》曾出版了合集。
马南屯15的《燕山夜话》出版后，姚文元曾一度很羡慕，并致函北京出版社的负责人，称赞它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他希望出版一本他的杂文集。
但吴晗的《海瑞罢官》被政治批判之后，形势急剧逆转。由于彭真抵制姚文元文章的转载，邓拓化名向阳生写文章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向“道德继承论问题”。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也是要将批判限制在学术的性质范围内，被张春桥、江青等人向毛泽东告了状，因而引起毛泽东的愤怒，决心“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批判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判彭真和中宣部。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找康生谈话，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如果是再包庇坏人，不准革命，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4月1日，张春桥便将他们炮制好了的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意见》端了出来。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戚本禹、关锋等人写的批判所谓“要害”的文章。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彭真在会上遭到批判，会议并起草了一个撤销、批判《二日提纲》的通知。4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这场斗争是触及灵魂的斗争，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彭真朝里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这场斗争涉及面是广泛的，不仅批判吴晗、翦伯赞，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要批判几个代表人物。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因为毛泽东3月中旬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三家村”，《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4月16日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大标题之下，用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批材料有吴晗、廖沫沙、邓拓过去发表过的几篇文章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的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政治挂帅，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中，对《燕山夜话》的主要批判是：“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制度”，“借封建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剥削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从而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编者按很不实事求是，把正确说成错误，却被认为是“假批判，真包庇”。
在5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的同时，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5月8日，《解放军报》又在显著位置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光明日报》发表了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发起攻击。同时，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以及具有极大煽动性的说明。因为毛泽东曾说过：“何明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所以何明在文章中质问《前线》和《北京日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在该文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反原来对《燕山夜话》的羡慕之情，板起面孔，诬蔑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放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给邓拓等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互相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而邓拓等三人的“政治目的”是：“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组织力量”；“大力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集中到一点”就是“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姚文元的文章，还提出了挖“根子”的问题。他说“人们不禁要问：‘三家村’这样猖狂，竟能连续达4年之久，其原因是什么？”这个提问，是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彭真和北京市委，因而他宣称，只有挖掉“三家村”的“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株大毒草”，才能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
姚文元的文章出笼以后，全国各地报刊起而效尤，纷纷抛出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全国许多地方也开始批本地区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从而使不少人遭到迫害。邓拓于5月18日含冤而死。吴晗夫妇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于1969年10月11日离开人世。廖沫沙长期受到监禁关押，受尽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1979年2月21日，新华社报道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是一个大冤案。同年8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彭罗陆杨事件”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6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按照毛泽东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进行。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5月23日，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其中决定：“（1）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2）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24日，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由此而产生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说。其实，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罪行”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党集团”的罪名更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先谈彭真的问题。彭真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从其身兼数要职不难看出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倚重，问题在于他为维护党的利益而保护吴晗，主持起草了《二月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