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刊载了署名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点名批判了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南星（即吴晗、邓拓、廖沫沙）署名的《三家村札记》，公然地给邓、吴、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同时，《光明日报》以显著地位发表了署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委的一报一刊即《前线》和《北京日报》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搞“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评“三家村”》，诬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戚本禹则在1966年第17期《红旗》杂志上抛出《评（前线）（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由江青、陈伯达插手，进一步批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攻击这个《提纲》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以文艺为突破口，以“三面红旗”和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为主要内容，针对北京市委和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作为全局性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崇武海战
1965年11月14日凌晨，国民党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和护航炮舰“永昌”号两艘两栖舰艇，在给盘踞在福建省南口群岛南部乌丘屿上的国民党残部运送军需给养后，窜人我崇武渔场海域，袭扰渔民。“永昌”号护航炮舰（舰号61），原系美国“可钦”级舰队扫雷舰，舰号AM287，1944年下水，1948年交给台湾当局，改为护航炮舰，舰的标准排水量650吨，全载量为945吨。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角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永泰”号大型猎潜舰（舰号62），原系美国护航驱逐潜舰，舰号PCE867，1942年下水，1946年交给台湾当局，改为大型猎潜舰。其舰标准排水量为640吨，全载量为903吨，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2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担负护渔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在得知消息后，当即以三艘“江南”级护航驱逐舰和5艘“上海”级炮舰组成战斗队伍，自泉州湾星夜出击，全速驶向渔场。指挥员魏桓武曾经率领舰艇击沉过美制蒋舰“沱江”号和炮舰“六三”号，此时，他指挥舰队全速接近敌舰。在离蒋舰只有几百米的时候，向蒋舰发出了警告信号。但蒋舰不顾我方连续发出的严重警告，反而向我舰艇开炮。魏桓武下令还击，顿时一片火海。蒋舰见势不妙，转舵外逃。但被我舰队紧紧咬住，猛烈轰击，“永昌”号很快沉入海底。“永泰”号亦遭受重创，在夜间战斗机的掩护下出逃，我舰艇大获全胜，胜利返航。
崇武海战，是继8月6日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以后，在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对台湾国民党当局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越战争，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沉重打击和有力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和加紧向我国挑衅的严重警告。为此，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当得知胜利消息后，《人民日报》于当天在头版头条发布新闻。2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罗瑞卿等，在上海接见了海战有功部队的代表，表示亲切慰问，勉励他们总结经验，戒骄戒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随时打击胆敢来犯的敌人。
批判翦伯赞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翦伯赞的史学观点。
翦伯赞，中国现代史学家，当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1年以来，翦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提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等正确观点。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反对片面“以论带史”和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他认为，这些年“史学革命”的后果“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这是几年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总的来看，翦伯赞的意见是中肯的，但戚本禹却无中生有地认为，这是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抱有反感，是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是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从而，戚本禹蛮横地说翦伯赞是“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
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了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3月25日《人民日报》亦予转载。文章把翦伯赞关于“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肯定修长城、治黄河、开运河的历史作用，“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作出一定让步”的观点，说成是错误的，并给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其他报刊也指名对翦伯赞进行批判。
戚本禹等人使用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歪曲捏造和恶毒中伤等卑劣手法，给翦伯赞强加了6条罪状：（1）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2）“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3）“美化歌颂帝王将相”。（4）鼓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5）主张“史料即史学”，反对“以论带史”。（6）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反对“古为今用”（即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
1966年6月1日和3日，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给翦伯赞强加了“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蒋介石的走卒”等罪名，从此他长期遭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和迫害，直到1968年12月18日和夫人戴淑婉一同含冤去世。
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1961年开始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5年的共同奋斗，至1965年底已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从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1.1％，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7.9％，超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为：钢1223万吨，生铁1077万吨，原油1131万吨，原煤2.32亿吨，发电量676亿度。主要工业品种，5年中增加了3万多种，质量普遍提高。1965年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为：粮食3891亿斤、棉花4195万担，其它如烤烟、甜菜、甘蔗、麻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农轻重比例关系，1965年同调整前的1960年相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1.8％提高到37.3％，轻工业由26.1％提高到32.3％，重工业则由52％下降到30.4％，基本恢复正常。
2.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也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积累率由最低点1962年的10.4％回升到1965年的27.1％的合理水平，改变了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高达40％上下的畸形状况。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调整中最少的1962年增长51％。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65年达到125元，比1960年增长22元，其中农民达到100元，增长32元，职工达到237元，增长20元。粮、棉、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也已恢复或接近1957年的水平。但是由于全国人口已由1957年的6.4653亿增加到1965年的7.2538亿，净增7885万人，因此，平均每人占有量或消费量，有的达到了1957年的水平，有的没有达到。
3.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恢复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62年增加66.3亿元，比1957年增加196亿元。高价商品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1962年至1965年的财政收支连续4年平衡还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恢复正常。还清了欠苏联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款）14.06亿新卢布，还拿出远远大于还债款数的资金0和物资进行对外援助。外汇收支也已平衡。
4.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医院床位显著增加，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在显微外科、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方面成果突出。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屡次获胜。科技工作突飞猛进，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原子能、宇航、电子技术和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在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试验，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总之，经过5年的调整、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了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高达40％上下的畸形状况。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调整中最少的1962年增长51％。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65年达到125元，比1960年增长22元，其中农民达到100元，增长32元，职工达到237元，增长20元。粮、棉、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也已恢复或接近1957年的水平。但是由于全国人口已由1957年的6.4653亿增加到1965年的7.2538亿，净增7885万人，因此，平均每人占有量或消费量，有的达到了1957年的水平，有的没有达到。
5.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恢复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
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62年增加66.3亿元，比1957年增加196亿元。高价商品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1962年至1965年的财政收支连续4年平衡还略有结余。货币流通量恢复正常。还清了欠苏联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款）14.06亿新卢布，还拿出远远大于还债款数的资金和物资进行对外援助。外汇收支也已平衡。
6.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医院床位显著增加，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在显微外科、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方面成果突出。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屡次获胜。科技工作突飞猛进，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原子能、宇航、电子技术和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在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试验，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总之，经过5年的调整、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重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