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同江青等人进行尖锐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到坚持真理的普通共产党员张志新，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或者是一直坚持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坚守岗位，坚持生产和工作，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没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氢弹试验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尖端科学发展的新成就。这期间，在局势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在对外关系上，联合国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日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了外交关系的新局面。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决不是开展“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是最后还是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采取了似乎非常“革命”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首先，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按照马列主义所讲的本来含义上的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在我国，50年代末期，也曾提出过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成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一个内容。刘少奇在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这种观点同马列主义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虽然冠以“文化”二字，而且也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它使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严重破坏，学生停课“闹革命”，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许多科学研究被迫停止，其结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青少年的学业荒芜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被打倒或被迫害致死，我国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一场大破坏。第二，“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违背我国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虽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第三，“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场思想大革命，它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思想混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一度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修正主义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敌人，没有人给它一个确切的界定，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没有讲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修正主义，甚至认为在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事与愿违，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正确地认识基本国情，正确分析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认清执政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1966年4月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的会前安排，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76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首先，会议以“座谈”的形式安排了康生、张春桥和陈伯达的讲话。康生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要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并以谈认识、体会的口吻对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进行“揭发批判”。张春桥的讲话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6年，重点就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以后的事态攻击彭真和北京市委。陈伯达的讲话则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的“问题”，用“新账旧账一起算”的办法来“揭发批判”彭真。
会议的第二项活动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经过毛泽东7次修改，许多文字出自毛泽东亲笔，同时也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过，因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论点。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批判，实际上是系统地表达了从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比较全面完整的论证。因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有：（1）《五一六通知》指出，“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2）《五一六通知》给《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罗列了十大罪状，认为“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等，并且认为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3）《五一六通知》极度夸大敌情，不仅对国内、党内政治形势作出了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判断，而且提出了一系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通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错误命题，错误地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断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提出要进行全局性的夺权斗争，“要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种“左”倾观点和“左”的方针政策，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
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林彪的大会讲话（即“五一八讲话”）。讲话的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讲政变。讲话引证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事例，说明“世界政变成风”，紧接着指出政变的现实危险，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2）讲复辟。讲话指出：“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要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由此提出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四个念念不忘”的口号。（3）讲毛泽东是天才。讲话说，“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毛主席是天才”，“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会议的第四项活动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查。彭真的检查讲了大约5分钟，检查中他说到“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对此，康生、林彪等以势压人，无中生有，恶语伤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康生针对彭真的检查说：“《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林彪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最后竟脱口而出：“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会议的第五项活动是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决定》内容如下：“（1）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2）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3）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4）李雪峰同志兼北京市第一书记。（5）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随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通过，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
从《五一六通知》的发出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了。
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转送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讲到：“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把人民的军队办成革命的大学校，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又对解放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人民，把我们的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也都要像解放军那样，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