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
早在1965年11月，江青向罗瑞卿提出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要求，想借助军队来发动一场政治批判运动，但被拒绝了。这时她想到了林彪。1966年1月21日，她专程从上海到苏州与林彪密商，正如她后来所说的，是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深感自己需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便以“文艺革命”为幌子进行政治交易。第二天，林彪就指令总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参加座谈会。并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搞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月2日，江青就在上海，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同总政治部派来的4人召开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按江青的设计“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整个座谈会从2日到20日，在近20天中，他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来发表的著作和有关材料名曰座谈，实际是由江青一个人谈她的一套“左”的文艺观点和对文艺形势的估量。座谈会期间，他们看了30余部影片、3场戏。在这个会上，江青系统地抛出了她蓄谋已久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会后，由参加会议的成员整理了一份纪要，约3000字。江青看了不满意，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让当时既不在军队、又没有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两次重新整理、修改，定稿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字数增至一万多，内容有很大的增删改写，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并有吹捧江青和革命样板戏等内容。
《纪要》首先对整个文艺界的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估计，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抛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江青认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一直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其次，《纪要》又全盘否定30年代以来党在国统区领导的有巨大影响的进步文艺运动。胡说：“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第三，在这一系列错误论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纪要》还提出要创立样板戏，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任务。
这个《纪要》，是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3次对《纪要》作了修改和重要补充。他在3月中旬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3月19日，经毛泽东同意，江青给林彪写了一封信，附上《纪要》，要求林彪审批。林彪于3月22日给中央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做过许多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开始。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由于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到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和执行。此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依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不仅整个否定了文化艺术界的成就，而且搅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助长了“怀疑一切”的思潮，特别是军队和地方的不少单位，在贯彻《纪要》中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而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纪要》的发表，实际上否定了《二月提纲》，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这个《纪要》虽然是江青直接炮制的，但也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1979年3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5月30日，中央同意总政治部的请示，决定撤销这个《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文化大革命”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共分为三段。
（1）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2）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极左思潮的意见，但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1973年召开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3）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行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一场灾难深重的内乱。
在思想上，建国以来17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受到批判，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
在组织上，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广大党员被长时间停止过组织生活，从基层党支部到县委、省委在长达数年里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了，各级政权机关被夺了权，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在经济上，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重工业由1966年的32.7％上升到1976年的38.9％，农业同期却由35.9％下降为30.4％，轻工业同期由31.4％下降为30.7％。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在文化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大批科学文化界的专家学者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莫须有的罪名，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的学业被荒芜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虽然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对“四人帮”也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不让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为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他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他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但他在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能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其性质是属于反革命罪行，其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因此，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性质不同，决不能加以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