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提纲》风波
姚文元长达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违反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要经过中央批准的规定。这时主持中央和北京市委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对此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指示全国报刊马上转载，因此，在10多天内，北京各报刊均未予转载。身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不满，要求上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由此更使毛泽东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1月下旬，彭真回北京了解到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便指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转载此文，但在编者按语中又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等。此后，一方面，上海的张春桥、江青等则联络人写文章加强政治批判；另一方面，《北京日报》、《前线》于12月中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是从学术问题的角度进行批判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到1966年初，这种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和哲学界，全国各地的各种报刊上充塞着对吴晗和其他学术界人士的批判文章。
面对这种局面，彭真认为：现在，只有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制止或者把当前这种擅自点名批判的作法引导到理论或学术批判的轨道上来。于是，到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扬、吴冷西）研究、讨论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新形势及其应采取的措施。根据会上的讨论意见，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等人整理写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2月5日，提纲送交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获得通过。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和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不同意见。2月12日，提纲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的内容为6个部分。（1）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方针。提纲主张：“根据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他们。”“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3）队伍。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4）左派要相互帮助。提纲主张：“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5）准备工作。提纲说：
“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6）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加强领导。“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
这个提纲试图对已经搞得过火的政治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是，这种愿望是与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很快就成为被批判的目标。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责《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征得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些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彭真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却竟然没有据实申辨的可能，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活已极不正常。这些指责已把彭真罗织到“阴谋反党集团”之中。
《五一六通知》给《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罗列了10条主要错误，并逐条进行了批判；并且对其作了定性结论，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提纲》和投身“文化大革命”。《通知》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特别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样，批判和夺权就不再限于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而且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
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
1966年3月8日早晨5时29分2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为6.8级，震中烈度为9度左右。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的强震。这次地震波及到30个公社、350个生产大队，造成8000多人死亡，近40000人伤残，倒塌房屋500多间，使560多万人受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十分关心灾区群众，迅速指导了救灾工作。
当天，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了紧急会议，商定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并将紧急会议商定事项，以特急件报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这份特急件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为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立即到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进一步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组成中央慰问团前往震区慰问、视察；有关部门组织医疗、物资供应以及工程人员等随同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灾工作。
3月9日，周恩来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报送了书面材料，详细汇报这次震情、灾情及抗震救灾工作安排。下午即到达石家庄，当晚赶到灾情最严重的隆尧县。他不顾疲劳，立即研究抗震救灾工作，指出要成立党政军联合指挥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安置好灾民生活。3月10日他走进自家寨，在群众大会上勉励大家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4句话16个字后来成为抗震救灾的方针。同时，中央派出以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部长曾山为首的慰问团到达灾区，转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当地广大群众和干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慰问团于3月10日分成五路，到达河北省邢台地区地震中心地带，向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每到一处，都召开了群众会或干部座谈会，了解灾情，指导人民战胜灾害。中央慰问团还会见了参加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医疗人员、干部、工人和学生的代表，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同灾区人民一起克服困难，争取救灾工作的完全胜利。
地震发生后，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立即奉命赶赴灾区。人民解放军还调拨了各种物资和交通工具供灾区使用。
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也派出了大批干部到达灾区，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
天津、北京以及灾区附近城市大批医务人员，在地震发生后迅速赶赴受灾地区。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立即组织人员和运送物资支援灾区人民，并派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月犁和卫生局副局长阎毅等带领医疗队，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随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和支援抗灾。
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6.7级和7.2级地震。
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安全问题，在23日听取震情汇报时，向地震科学工作者提出：“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和铁路干线做出贡献。”4月1日，他第二次赴邢台震区，先后在宁晋县耿庄桥和东旺公社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导抗震救灾工作。随后又去看望邢台地震考察队，到他们的帐篷里看了仪器，鼓励他们加强观测研究，探索地震规律。由于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受灾地区群众团结奋斗，互助互救，短时间内，救灾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群众的生活得到安排。
从邢台地区返京后，周恩来总理于4月7日、9日两次约见地震科研人员，商讨地震预报问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地震科学工作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邢台地震现场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场，相继开展了测震、地形变、地倾斜、地应力、地电、地磁、重力、地下水及动物习性等方面的观测实验工作，积累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发现了不少与地震有关的现象。在5月份的邢台地震科学研讨会上，周总理接见了会议代表，勉励大家要把地震科学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使地震科研工作放出异彩。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河北邢台发生地震后，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由此关心地震预报工作，为中国地震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