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武斗成风的混乱局面，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交通阻塞，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在这种严重形势下，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定》强调：根据毛主席的最近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决定》对人民解放军“支左”作了如下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舫空洞的指示。”
从此，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进行“支左”工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军队又增加了新的任务。
2月19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高等院校、中学和党政军民机关实行军训的指示。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3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规定“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
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说，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1）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2）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3）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5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的试行草案。《决定》指出：“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的部委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管小组”。军管会的任务是“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此后，对公安机关、民航、铁路、煤炭、交通等部门实行军管。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已有6900多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全军先后有280多万人参加过“三支两军”工作。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解放军指战员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制止武斗，开展军事训练，这对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三支两军”的核心任务是“支左”，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插手，在工作中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无论是哪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军队在“支左”中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必然压制另一派群众组织，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造反派”组织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间的冲突，一些地方“造反派”组织冲击军事机关并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既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矛盾，又影响了部队的自身建设，损害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支工”中，由于军队同志大多数不懂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生产管理中出现了某些失误，包揽过多，束缚了地方同志的积极性。
军委《八条命令》的制定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共八条，又称军委《八条命令》。
制定军委《八条命令》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队，反对冲击军事机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林彪、江青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1966年11月13日、29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对造反派乱揪乱斗、不断冲击党政军机关的极端做法提出了批评。陈毅指出：“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叶剑英指出：“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有人冲击我们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松懈。”
老帅们对国家国防建设受到破坏越来越忧心如焚。他们无非要求军队不能乱，一些极左的做法要纠正。然而，老帅们的讲话触动了江青等人的神经，江青诬蔑老帅“是镇压群众”。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军内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准备在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经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做工作，这个批斗大会总算没开。
在林彪、江青的故意纵容下，造反派开始冲击一些老帅、老将军。一时间，一些元帅、将军成为造反派攻击的新目标。
为了制止阴谋家搞垮国家、搞垮军队，为了军队的稳定，一些老元帅、老将军开始了与林彪、江青的激烈斗争。
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军队建设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
1月19日下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文革的成员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起劲地要求军队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吵。这时，叶群突然提出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作检查，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一唱一和地大骂肖华“把部队工作引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等。他们责令肖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很显然，江青一伙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企图先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乱中夺取军权。
参加会议的老帅们觉得受到了愚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会后，肖华刚刚到家不久，来抄家抓人的造反派就马上赶到。幸亏，叶剑英在会后立即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肖华及时得到“毛办”不要参加批斗大会的通知，才免遭一难。但是，肖华的家仍然被抄，妻子被作为人质抓走。
第二天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叶群等人也跟着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以莫须有罪名无理纠缠了一番。
肖华赶到会场后，怒气冲冲地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元帅、将军都义愤填膺，纷纷为肖华的遭遇鸣不平。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并公开声明：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盛怒之下，叶剑英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因用力过猛，将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轻度骨折。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给毁了吗？”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人员。毛泽东在接见时了解到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批斗挨整的情况。特别是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的惨死，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触动。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他明确表示“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许世友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护一批当时被批斗的干部。他说：“江渭清、谭启龙、江华、韦国清、刘俊秀、张体学、张平化、李丰平要保。”“杨勇还是要保。”毛泽东特别强调朱德“这个人不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他也反对冲击军队，反对批斗军队干部。1月23日，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军队干部，向毛泽东、林彪写出“请示报告”，就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六条建议。六条的核心是保持军队的稳定。这六条建议为后来制定军委《八条命令》奠定了基础。
1月24日晚，在几次给林彪打电话林彪都不见的情况下，当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直接到林彪家，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局势。徐向前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这时既想通过大乱排除异己，又不愿意军队乱到难以控制的局面而危及自身的权力地位。因此他也表示军队不能乱，同意由军委发文件。于是，林彪还当即讲了一些意见。林彪的谈话内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见，也有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人员的意见。林彪的这些意见，经过秘书整理形成九条。后来，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杨成武讨论，在原来九条的基础上，形成了“七条规定”。25日，林彪将“七条”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七条”产生的过程，同时在信中附有5个附件。这5个附件说明了当时军队被冲击、军队干部被揪斗的混乱局势，其中包括新疆军区造反派组织“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南京军区“军区3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脚踢”。副司令员张才千被“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等等。这些内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同意这七条内容，同时建议再加上一条关于严格管教干部子女问题等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对“七条”作了认真修改，最后形成“八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