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兴福是南京部队某团二连连长，他摸索出一套扎扎实实的教学方法，能够使战士在平时把战时需要的本领学好，真正练出打仗的过硬本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抓好战士的思想，提高自觉性，使部队带着阶级仇恨练兵，带着敌情观念练兵，带着保卫祖国的任务练兵，带着问题练兵。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意见，谁的技术好，就推举谁作示范。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苦练，练就一身过硬本领，不但会讲，而且会做，严格要求，耐心说服，对一切战术和技术训练讲究质量，一丝不苟，同时又采取表扬为主、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调动战士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练兵。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适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实际的战术训练教学方法。后经总参谋部军训部提议，定名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到1961年秋，郭兴福教学方法在第十二军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从1963年起，郭兴福教学方法走出军区，推向全军。1963年底，总参谋部在镇江召开了有各军区、军事院校干部参加的现场会。会上，叶剑英、罗瑞卿向全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12月27日，叶剑英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了专题报告，汇报了镇江现场会议的情况，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的思想，充分调动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4）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5）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
中央军委作了题为《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运动的重要批示》，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军的军事训练，练出更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64年1月25日至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现场会议。会上，罗瑞卿宣布，为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总参谋部准备于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召开一次比武大会。从此，全军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出现了一个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的练兵热潮。
为了学习郭兴福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在1964年3月7日至20日，南京军区在镇江举办了一期干部集训。许世友司令员任集训队队长，杜平政委任集训队政委，参加集训的干部主要是连、排长和部分参谋、干事，还有少数师、团、营干部充任队、排、班长，共517人。陆军师主要学单兵进攻，岛屿和海岸守备部队主要学单兵防御。这次集训重点是解决干部自身训练和掌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问题。要带出过硬的战士，过硬的连队，首先要有过硬的干部。集训要求干部通过训练掌握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基本精神，通过亲自摸爬滚打，掌握军事训练的基本技能。1964年3月底，又召开了训练会议。会上，正式提出比学赶帮和比武的口号。并对开展大比武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强调以搞好基础训练为主，立足现有装备，使用现有手中武器，苦练在几百米、几十米内同敌人打近战的硬功夫，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使敌人的优势装备发挥不了作用。
1964年6月5日，南京军区召开了比武大会。这是对全军区部队大练兵的一次检验，也是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成果的一次检验。参加比武的尖子分队之多是空前的，比武大会内容之丰富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比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真实水平，反映了大练兵的成绩。
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6、7、8月间，全军分为18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表演的有部队及民兵共1.37万人，参观的干部将近10万人。比武期间，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6月15、16两日在北京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对受阅分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毛泽东向全军发出了“要普及‘尖子’经验”的号召。
在全军大比武活动的推动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成绩大幅度上升。1964年全军步兵武器训练获得优等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了4倍，投弹距离平均达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6倍，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成倍增长。南京军区在本军区比武大会和参加总部比武大会以后，全区练兵活动方兴未艾，并逐步由培养尖子为主向普及发展。1964年冬。军区又以冬季拉练的形式广泛开展练兵，使练兵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大大推动了部队军事训练的发展。
这次全军大比武活动，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发现了典型，树立了标兵，对部队的训练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发展，使全军练兵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这次练兵运动尽管后期出现了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成绩是主要的：创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练兵方法，基本摆脱了50年代机械照搬苏联军队的训练模式，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教育训练更加适应其客观实际。在紧张激烈的比学赶帮的热潮中，各行各业各兵种各分队都培养了自己的典型，涌现出一大批尖子单位和个人，为全军各部队各兵种、各分队开展练兵树立了榜样；总结训练经验、摸索训练规律，为指导军队的训练提供了借鉴。
但是，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刚刚兴起不久，林彪即以所谓“突出政治”为由，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了下去，使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商定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消息发布，举世震惊。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发展同世界广大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一些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国家逐渐把目光投向新中国。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将军就任法国总统后，奉行“不依靠美国”和现实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承认：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在十几年里，中国大陆都在一个政府管理之下；在国外，共产党中国表现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亚洲，没有一个问题不涉及中国，所以必须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
另外，战后世界由于美苏率先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技术，它们不仅垄断核武器的生产技术，而且不断地利用手中的原子弹进行核威胁。美国政府意图限制法国独立发展核力量。同时，美国政府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暗中拉拢其他国家，在外交上孤立法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戴高乐总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将外交转向了美国极其敏感的中国，意图破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部署和外交策略，继主张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戴高乐一再强调，只有北京政府才能真正代表中国。
中法两国最早接触是从贸易方面开始的。当时中法的两家贸易团就石油开采设备进行过接触。1963年10月，戴高乐授权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带他的亲笔信前来中国，代表他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交谈。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与富尔进行会谈。10月23日，周恩来与富尔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双方就两国关系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富尔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富尔念了戴高乐的亲笔信，并将副本递交周恩来。周恩来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在谈到中法双方都没在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时，周恩来说，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可能双方看法不尽一致，我们虽然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样的。这件事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富尔同意周恩来的观点。
但是，摆在两国间最大的难题就是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坚决主张只有一个中国，绝不能搞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于富尔提出的中法建交后，法国与台湾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的办法，周恩来明确说，这不可能。他在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为中法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不仅如此，法国同中国建交还需要克服来自美国的干扰。戴高乐在征得法国内阁部长们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于1964年1月14日同美国驻法大使波伦举行了工作宴会，就中法建交问题同美国大使交换了意见。美国虽然公开表示反对，但也无法阻止法国政府的行动。1964年1月18日，中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在宣布中法建交的次日，即1月28日，根据双方事先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中法建交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影响。首先，中法建交，标志着战后国际旧秩序的崩溃。国际形势由冷战初期的两极政治开始走向多极政治，两大阵营瓦解，美苏的霸主地位被严重地动摇。其次，中法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大国。这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中法建交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好处：在经济方面，中国与西欧贸易大大地发展了，同非洲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上，打破了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法国的行动使那些一直保持沉默的中立国家很容易效仿法国而步法国的后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方面，由于法国的支持，一些非洲的法国殖民地国家也会同法国一道支持中国，这可能使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中获得2/3以上的席位而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再次，中法建交是对美国的一个沉重打击，而不是象征性打击。法国对美国的背离性行为，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直接挑战，也是法国对美国的一次挫败，是法国外交政策的一大成功。美国哀叹这是历史上最痛心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