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对当时以及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格局及世界政治形势的某些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我们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为了维护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性的。这场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以“老子党”自居的局面，使许多党开始自己思考自己的问题。通过论战也使中国党和人民，更加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能较好地处理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场论战也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不良影响。历史证明，双方当时的立场观点都存在严重的错误。中共为了批判苏共的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但在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对当时苏联、南斯拉夫国内状况做不正确的判断，对他们的某些改革措施未能正确理解，反而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批判。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以致把国际反修斗争搬到党内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反修防修斗争，从而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发展，给后来中国国内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的领导人在中苏两党分歧问题上坚持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于1965年3月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筹备会议，在苏共要求出席的26个党中，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只有19个党出席了会议，最后形成了公报。这次会议是一个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的会议。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1963年9月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在继续调整的正确方针下，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内，工业生产稳步上升，随着农业生产的初步恢复，市场供应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财政收支情况良好；另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当时在城乡一些基层单位里，存在着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账目不清、财物不清、仓库不清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按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却被视为阶级斗争和城乡资本主义复辟。1963年5月的杭州会议所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要求各级党委领导把这一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
杭州会议后，各省都进行了“四清”运动的试点，在试点中提出了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为解决“四清”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讨论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等问题，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共157人。会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认为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形势发展十分有利，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1）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粮食在几年内还要进口，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恢复，需要花很大的力量，穿的也很紧张；（2）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维修和更新等方面，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工作；（3）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要花大力进行整顿，尤其是亏损企业为数还不少，要进行工作加以改变；（4）外债还没有全部偿还，还有1。6亿新卢布的苏联债务；（5）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打击和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需要有一定的时间；（6）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也要经过几年工作才有可能争取一个新的局面。
2.会议讨论了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1）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2）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左右；（3）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应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使它成龙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4）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的轨道。为此，在过渡阶段，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是：（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3年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这个文件同《前十条》的精神是一致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规定了农村“四清”运动的5个要点和12项主要内容。5个要点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5个要点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文件指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5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运动，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健全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12项工作的内容是：（1）组织和训练工作队；（2）召开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会议和公社干部会议，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宣读若干别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典型材料，结合着对本地阶级斗争的揭露，进行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3）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4）召开党的基层组织会议，包括公社党委会议、支部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党员中进行阶级教育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犯有错误的党员认识和改正错误；（5）发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各种会议，在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干部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四清”工作；（6）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7）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8）成立贫下中农组织；（9）整顿党的基层组织；（10）改选或者调整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11）建立和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12）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
文件要求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若干具体政策界限。在团结群众方面提出四个区别，即：（1）必须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2）必须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3）在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中，必须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临时性的肩挑运销及小量的贩运活动，加以区别；（4）必须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在团结干部方面：（1）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全面分析，要一分为二，切忌片面性；（2）对犯错误的干部，总的精神是：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既要严肃又要谨慎；（3）不仅要反对坏人坏事，而且要表扬好人好事；（4）对待上中农成分的干部，应在保证贫下中农干部在领导机构中占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妥善处理；（5）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否做党员、当干部，主要看本人表现。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开创国民经济迅速根本好转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是根据会议提出的两步走的设想，提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会议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出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对当时指导运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对农村政治形势及阶级斗争问题分析中贯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是“左”的思想日趋严重的表现。
毛泽东批评文艺界和文艺界整风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文艺界根据会议精神布置反修防修工作，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检查文艺方面的工作。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党组在报告中，批评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逐渐增多，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提出“有鬼无害论”，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963年4月全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周扬作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这次会议成为文艺界反修斗争的总动员。江青等人组织撰写的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于5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等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对过火的批判运动全力支持，对文艺界首先是戏剧界作了多次的批评，并把它和反修联系起来。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搞“十条”，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实际上是反修正主义，也是给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部门应该抓一下。“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天霸。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月，他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都不管”，“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所编的12月9。日《文艺情况汇报》所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的材料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它过分地夸大了文化战线问题的严重性，从而给文艺界正在进行的批判运动提供了主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