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传达了毛泽东上述指示，研究了文化战线上的革命问题。会议虽然肯定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成绩，但错误地批判了《李慧娘》、《谢瑶环》等剧作，并将它说成是影射和攻击党的。不久，又发生了“迎春晚会事件”。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庆祝春节举办了迎春晚会。会上有一些表演低级、庸俗的节目，有人对此提出正当的批评。这个具体问题却被夸大，无限上纲。3月下旬，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部书记和支部书记50余人连续开了3次会，认为：“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还认为“类似迎春晚会这件事和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其他协会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此，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和检查工作。
5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在整风告一段落后为总结整风运动情况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它认为文艺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没有坚决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各协会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文艺理论批判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文艺队伍的进步一面看得多，落后的一面看得少，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这个草稿尚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但却被江青要去看后，直接送给毛泽东审阅。6月2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了重要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指示更加夸大了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当这个批示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后便形成了更加紧张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7月，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再次进行整风，对文化部的五位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受到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与斗争，文化部党组被彻底改组，各协会负责人被撤换。
康生在《李慧娘》上演后曾赞扬该剧，并且宴请了剧本作者和主要演员表示祝贺。但在全国批“鬼戏”的浪潮中，竟说《李慧娘》是坏戏的“典型”，并号召进行批判。他既批判孟超，又批判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1964年8月14日，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教材公布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此后，在全国报刊上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许多优秀的作品，均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而加以批判。
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加以批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教条主义偏向，和创作中新出现的浮夸的浪漫主义倾向，提出文艺题材和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因为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描写他们也是很重要的，创作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后来这些观点在1964年被简单地说成是主张“写中间人物论”，是要“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被当作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大加批判。邵荃麟则被当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言人，横加批判。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思想指导下，文艺界情况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对文艺界的过火批评使这种反修斗争日益尖锐。加上康生、江青等阴谋分子的从中活动更使得问题复杂化。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许多优秀作品被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许多的优秀剧作家或文艺界的领导干部被戴上“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等政治帽子，受到打击。它不仅破坏了党的“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也发展了用政治手段来处理学术问题的恶劣先例，进而波及其他学术领域。
新的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这个规划，是聂荣臻主持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于本年检查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后，根据54个主要项目已基本完成46项，需要制定一个新规划的客观需要，由两委分别制定的。其中国防方面的规划，在工作进展中曾数次修订。直接参加了制定新规划的科技专家有1万余人。批示指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规划及所需人力物力条件，则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科委审查平衡后，在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逐年予以安排”。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时转发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10月24日《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报告在“执行12年科学技术规划成绩显著”中说：“7年来，科学技术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到1962年底，全国科学研究机构由381个增加到1296个，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内，几乎都已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从18000人增加到68000人，其中大学毕业程度的55000人。”报告在“目前我国科学技术的水平，与国家建设需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差距尚大”中说，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大体上达到世界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40年代的水平。现有水平同国际上60年代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
报告在“为了实现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宏伟目标，10年内，必须先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赶上60年代的水平”中说：“在这次规划中，我们提出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急需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报告在“确定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说：10年规划提出了374个重点研究试验项目，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国家重点项目32项。其中农业方面10项，工、交、资源勘探方面13项，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6项，医学1项，其他方面2项。报告确定了如下目标：（1）为农业增产提供各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系统地解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2）重点掌握60年代工业科学技术，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发展重要的新兴工业、提高现有工业的技术水平，提供科学技术成果；（3）切实保证国防尖端任务的初步过关；（4）加强资源的综合考察，加强资源的保护和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国家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根据；（5）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作出显著成绩；（6）加强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充实科学理论的储备，加强科学调查和实验资料的积累，建立和加强重要的和空白薄弱的学科；（7）大力培养人才，充实现代化实验装备，在各个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形成研究中心，建立一支能够独立解决我国建设中科学技术问题的、又红又专科学技术队伍。
周恩来出访亚非十四国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的陪同下，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阿尔巴尼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历时72天，行程10.8万里。周恩来总理的这次出访，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访问期间，周恩来同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促进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
关于国际问题，周恩来强调，不能只由少数大国来决定，站起来了的亚非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无视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意志，企图抹煞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世界上所有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该一律平等；任何人采取以大凌小、以强欺弱的做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国家虽小，在国际事务中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立场，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还指出，目前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分配，对于亚非国家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中国政府完全支持亚非国家要求增加它们在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席位的一切努力。
对于亚非国家的发展方针和亚非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周恩来指出，亚非各国人民深深地懂得，独立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斗争；独立以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也首先需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力量。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是一条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尤其是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应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
周恩来在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访问时分别提出了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概括起来，是：（1）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4）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