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全党和全国人民仍然把主要精力用在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上，到年底，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恢复，开始于1961年初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经过五年的努力全部完成了。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国从1956年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到1966年的10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受到严重的挫折，但经济、教育、科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当然，这时期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比如“共产风”、“穷过渡”、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够清楚。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第一，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克服错误倾向。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就在调整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正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一场导致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内乱正在酝酿，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李宗仁回归祖国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1949年12月8日李宗仁由香港飞往美国，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定居美国期间，李宗仁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注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国际地位的提高。1955年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关于台湾问题所作的声明使李宗仁倍感振奋。同年8月，他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举世瞩目。我国百余年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转折点”。他郑重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必须由国共双方通过和谈自行解决，美国政府不得干涉并撤走其第7舰队的方案。他表示“绝不希望再发生内战，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以个人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这表明李宗仁自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1956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以及从大陆赴台人员和海外各界人士，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为实现和平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在周恩来的按排下，李宗仁过去的秘书程思远于1956年4月28日由香港来到北京。5月12日，就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通过程思远向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出了在适当时候回国看看的邀请。在此期间，程思远作为李宗仁的特别代表先后于1959年9月、1961年6月、1963年11月和1965年6月四上北京具体联系和详细筹划李宗仁回国事宜。
在1963年12月17日，程思远在瑞士的苏黎世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第一，李宗仁先生可以回来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当即表示，树高千尺，叶落归根，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5天之后，李宗仁按计划回到美国，等待时机实现返回祖国的宿愿。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以赴欧洲小住3个月为由，向美国纽约移民当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签证。6月13日，李宗仁离开美国，飞往瑞士。10天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7月13日下午，李宗仁夫妇在程思远陪同下离开苏黎世，经雅典、贝鲁特飞抵巴基斯坦卡拉奇。在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驻巴基斯坦领事馆协助下，李宗仁一行于17日深夜由云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
1965年7月18日，飞抵上海虹桥机场的李宗仁一行，受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及上海市党政领导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在上海逗留的两天时间中，李宗仁与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老朋友回顾往事，重叙友谊，尽情交谈。周恩来重申对李宗仁的“四可”政策，李宗仁表示：“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愿将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20日上午，飞抵北京机场的李宗仁一行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先行到达的周恩来与彭真、郭沫若、陈叔通、贺龙、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等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负责人以及旧部故交和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归来。
在机场，李宗仁向各界发表了声明。“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激动，尤难自已。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10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其国内各界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度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此美帝国主义急欲谋我之际，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臻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急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20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欢迎李宗仁一行从海外归来。
27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毛泽东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他还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董必武、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等也分别举行宴会和茶话会，会见和宴请李宗仁一行。不久，李宗仁一行赴东北三省和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参观访问。
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于8月30日致电祝贺。以谢富治为团长，张经武、刘春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赴西藏向大会表示祝贺。在会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的报告，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作了筹委会工作报告。谢富治、张经武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等在会上讲了话。阿沛·阿旺晋美在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是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光辉胜利，标志着西藏人民和祖国大家庭的进一步亲密团结，标志着西藏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巩固，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必将更加激发和鼓舞西藏人民的革命热情，使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阿沛·阿旺晋美回顾了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的西藏情况。他说，1956年，由于西藏广大人民的要求，西藏建立了成立自治区的筹备委员会。但是，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为了永远维护其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千方百计地破坏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于部和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与这种阻挠和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期间，自治区的筹备工作虽然进展不快，但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却深入人心，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反动农奴主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百万农奴站了起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摧毁了长期统治着劳动人民的封建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阿沛·阿旺晋美接着谈到了西藏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的巨大的成就。他指出，特别是1959年平息叛乱以后所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飞跃发展，使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上，都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农业生产连续6年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1964年较1958年增长了45.71％。几年来，在改良农具、提高耕作技术、兴修农田水利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对迅速提高粮食产量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藏牧业生产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牲畜业1964年较1958年增长了36.36％，其他农作物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