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7月起，中央高级党校对杨献珍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5年6月9日，党校校委会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196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同意撤销杨献珍的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报告》列举的杨献珍的所谓错误是：（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3）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鸣与探讨，本是正常的、有益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而当时把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认为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有杨献珍“合二而一”论观点的知名学者、革命前辈进行政治围攻，并扣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杨献珍因“合二而一”和所谓“叛徒”问题于1967年3月16日被监禁关押，1975年被开除党籍。这是当时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的、过火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处理，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这是文化部为推动改革戏曲唱腔、表演艺术和表现现代生活而举办的一次大型的京剧改革成果的检阅活动。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致开幕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了话，康生、郭沫若等出席。肖长华、盖叫天、周信芳、姜妙香、马连良、尚小云、苟慧生等京剧艺术家也登上了主席台。有50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观摩演出大会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自虎团》、《节振国》、《红色娘子军》、《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关于对立统一、戏的革命、人的革命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毛泽东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全体人员。彭真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扬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报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把文艺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指出，这么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对京剧和戏曲界来说，是一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情，它标志着京剧艺术发展跨人了一个新的阶段。社论还认为，戏剧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戏剧，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开端的京剧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戏剧、曲艺、电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学艺术各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京戏的革新、改革，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拓了向前发展的广阔前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编写具有教育意义的新的历史剧；使戏曲艺术反映新的时代，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新的生活，适应时代和群众的需要，反映京剧本身发展的需要。
江青插手会演，否定了《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两出戏。在会演人员座谈会上，她攻击戏曲舞台是“牛鬼蛇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康生则在总结大会上点名攻击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说这些作品统统是“大毒草”。
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自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战争因素增长，特别是在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直接威胁我国安全的情况。美国介入了越南战争，准备将战火引向中国；苏联则在中苏边境地区增置重兵，对我施加压力；在中印边界地区，印度方面制造事端，挑起边界冲突。在东南沿海方面，美国一直占踞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袭扰大陆，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反攻大陆。根据国际形势发展情况，中共中央从备战的需要出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一线地区是沿海和沿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是指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包括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省，主要是长城以南、京广铁路线以西广大地区，是全国战略大后方。介于一、三线之间的地区为二线地区。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该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7月31日，李富春就“三线”建设问题提出三点意见。这三点意见是：（1）加速成昆铁路建设，特别要研究如何加快隧道掘进的速度，必要时请冶金部和煤炭部派得力的掘进队帮助，并要布置施工力量，从南向北，从东向西，同时施工。（2）加快钛矾分离的试验研究。（3）加强滇黔铁路的施工。他要求西南局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落实这些意见。
1964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于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现在的计划工作方法基本上是苏联的一套，教条主义很多，今后应当革这个命。会议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第三线，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第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第一线，一、二线企业要有重点地搞技术改革。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1）“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支援小组，楼、馆、堂、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
（2）“一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3）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4）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国家计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组成了西南工作组，会同西南局和川、云、贵三省，对成昆铁路沿线和攀枝花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作出了《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报告，由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央提呈。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加快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于8月，派出大批部队，开赴西南地区铁路建设工地，加快“三线”建设。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发展规划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1964年9月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了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问题，其中首先谈到了“三线”建设问题，主要内容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调整第一线，集中力量建设第三线的战略思想，争取用7年到10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具体设想和安排是：加快成昆铁路建设，争取1968年底全线通车，同时把湘黔线的勘察设计力量抽出，从明年开始着手川汉线的勘察和设计；准备分别建立以重钢、酒钢、攀钢为中心的3个工业基地；对第一线的调整，采用“停、缩、搬、分、帮”5种办法，沿海各省都要建设后方；对于大中城市的老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以利于整个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帮助“三线”的建设，凡是新建的工厂，必须是“小而分”，而不是“大而全”，必须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非生产建设要因陋就简；此外，还要加强“三线”公路、地质勘探、煤、电和水源的建设工作，并在西昌地区、河西走廊用军垦为主的办法解决农业问题；有些生产民用品的工厂要做好转产军用品的准备，有些军工厂也要生产一些民用品；为了保证“三线”建设，1965年农业的投资和地方投资只能维持今年水平。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中，都有关于“三线”建设的规定，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是“四五”计划的建设重点。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
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予以支援，形成全国人民支援“三线”建设的热潮。为抢时间、争速度，立足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在建设中提出了“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多头齐进，建设迅速。许多工作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离开较好的工作、生活环境来到大西南深山中，由于当时提倡先建厂、后建家，“三线”工程中生活设施十分简陋，但是，广大职工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克服困难，以高昂的斗志进行工作。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初具规模。这期间，内地建设实际投资达611.15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6.8％。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林彪集团的盲目建设，搞“大规划”，使这一时期的建设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国防工业中的高指标、急于求成，规模过大、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仅兵器工业从1970年到1980年间，工程和器材损失报废达2.26亿元，加上停建缓建项目维持费2.6亿元，二者共计达4.86亿元。
在10余年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先后投入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个。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使我国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得到巨大发展，增强了国力，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三线”建设，使我国内地工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使内地工业缩短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由于“三线”建设，我国西南等地区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筑成一批重要铁路、公路。以“三线”工业建设为龙头，也促进了我国内地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总之，“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但对当时的备战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严重，加上当时对国际形势的战争威胁看得过于严重，在建设中出现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规模过大等问题，这就造成了建设规模战线太长、浪费严重、效率太低等问题，在质量上有的也太粗。由于把备战放在第一位，许多企业建在深山，布局分散，使生产组织困难。在建设中忽视职工生活设施的建设，对职工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三线”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就使得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出现失调，而且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积累太高也影响了人民生活，造成对人民生活欠账太多；由于强调内地建设，对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进行技术改造很少，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