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认为存在着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1.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指示、工业企业“七十条”，也已经开始收到效果。经过最近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党县级以上主要干部的思想认识大为提高，各项工作将会有显著的进步。
2.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
3.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
4.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我们党合作的，人民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
5.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报告》提出了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1.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农业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
2.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3.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报告》提出了四种办法：（1）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2）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3）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要多。（4）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4.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在缺少肉类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元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来扩大高价馆子，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办法。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陈云的讲话，受到与会者一致赞扬，认为困难讲够了，办法也有了。这对于统一当时高级干部对困难程度和恢复时间的快慢的认识，抵制“左”倾思想起了巨大作用，并为贯彻党的“八字方针”，实事求是地拟定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提出了重要办法。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意见，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曾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但在“大跃进”中，中央财经小组没能正常发挥作用，1959年“反右倾”后被取消了。这一次是适应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重新成立的。
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
1962年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鉴于对外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在几次讲话和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意见：（1）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批评了中国党内存在的“左”的观点。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2）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片面认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错误观点。他提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3）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指出，和平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4）关于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共产党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在主要干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还要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但是，在执政前和执政后，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由于受国际关系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别国革命，要看其发展情况，不能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采取或者要求采取执政前的一切形式都是适当的。
他提出了调整对外政策的建议：（1）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2）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3）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美帝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我国身上。印度不是中国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4）关于我国的对外援助，不宜不顾自己的国力的限制而继续扩大，而应当适当减少。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和建议是正确的，目的在于纠正外交政策上的“左”倾偏差。但是不久，这些意见被毛泽东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民族运动的支援要少。王稼祥关于外交工作的建议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
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在3月2日，周恩来在两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三是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四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周恩来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写范围的社会阶层。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因此，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无产阶级与作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而同非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则还有对抗性的一面。这就根本改变了1957年以来一般地把知识分子放在资产阶级范畴的错误观点。周恩来强调指出，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受到过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知识分子本身的不断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经过10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但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在谈到如何团结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时，周恩来提出了6个问题：
（1）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
（2）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
（3）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
（4）要解决问题。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
（5）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
（6）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
在谈到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时，周恩来也提出了6个问题：
（1）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2）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
（3）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己。
（4）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
（5）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6）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3月5日和3月6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着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指出：科学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情况。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的讲话，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纠正了过去几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现象，促进了我国60年代科技、文化事业的迅猛发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还没有作出彻底清理，所以在中央内部仍然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精神。这就很难避免后来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出现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