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更加上缺乏经验，因此工作中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说他自己就对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还是懂得不多。”对于生产力方面的知识很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要下到基层去蹲点，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完善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社会主义事业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1月31日至2月6日，会议的各大组对省委、中央局、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负责人几年来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就工作指导上出现过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中央领导开展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他还在全体会和分组会上多次要求与会者对中央提批评意见。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并组织人对几年来的中央文件作了检查，对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同时请求到会的同志提意见。他还指出：最近几年来，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往往实事求是不够。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在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一部分于部，有的地区伤害了大批干部。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过火斗争等种种原因，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2月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为了统一大家认识，他用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困难，即工农业生产不景气，产量、效益降低，工农业物资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约1/3的企业亏损，通货膨胀，供求矛盾尖锐，城乡人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实际工资降低。对国民经济虽然已经整顿了一年，但经济情况的好转仅是刚刚开始，还需要一定时间，必须对困难有足够的认识。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是为了认清情况，寻求适当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他还代表国务院检查了主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许多民力，消耗许多国家资产，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因此，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只能是初步的，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大会对于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特别是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党员要求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平反，但是，却不给当时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同时，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党内高级干部对形势估计上的分歧。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是想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左”，因此主张要退够。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是有分歧的。林彪在会上则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造成的。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影响了调整措施的确定和贯彻。大会虽然对当时困难的形势已有较多的认识，但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的困难仍然认识不足。会后，随着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和估计也日益接近或符合于实际。
中央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1961年9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在各地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中央于1962年2月13日作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就既有生产管理权，又有分配决定权，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了。这样，从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着的束缚生产队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就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克服。第二个好处，就是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这就大大有利于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把生产安排得更合理，更符合本队的实际情况。第三个好处，就是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生产队范围小，几十户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对于集体经济同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得最直接、最清楚，这就能够进一步发扬广大社员对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使他们热心于发展集体生产，爱护公共财物。第四个好处，就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生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它办得好和不好，同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生产队的规模不大，又便于社员直接参加管理工作，便于社员监督干部。这样，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有了一个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因此，《指示》认为，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基本核算单位一经确定之后，就要稳定下来，不能任意变动。
《指示》指出，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妥善解决好八个问题：（1）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都要适当。生产大队一般地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组成，较为适宜。生产队的规模，应当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劳动力是否搭配得开、畜力是否配套等等条件确定，不宜过大，但也不宜过小。除了某些居住特别分散的小山庄以外，在生产队下面，不应当再有包产单位。（2）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管理机构，都必须力求精干。干部工分补贴的数量和办法，在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应当经过社员讨论，确定下来。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补贴工分的总数应当控制在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一般地也不要超过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5％。（3）原来的土地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但是不要打乱重分。在有利于改良土壤、培养地力、保持水土和增加水利建设等前提下，可以确定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仍旧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长期使用。（4）原来的耕畜、农具，只要基本上是合理的，一般地不再变动。一般地应当归生产队所有。较大型的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不宜于分散使用的农业工具和运输工具，应当仍归大队所有，以便充分发挥这些工具的使用效率，更好地为各生产队服务。（5）对于大队原来经营的企业，应当妥善处理，不使遭受损失；特别是对于某些直接影响当地工农业生产，影响城乡人民生活的副业和手工业，应当加以保护。大队企业一般地应当加以保护。凡是不利于分散经营的，仍归大队经营，并且仍归大队所有；凡是由生产队经营更为有利的，就下放给生产队经营，并且确定归生产队所有。（6）原来归大队所有的大片集中的林木，可以根据情况，仍归大队所有，或者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归大队所有的林木，可以由大队直接经营，也可以包给生产队经营。分散在各生产队土地上的小片林木或者零星林木，一般地应当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如果因为分布不均、难于分配的，也可以仍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7）一切水库、塘坝、渠道和其他水利设施，都应当根据便于保护和维修、便于充分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原来属于一个生产队使用的水利设施，应当仍然归它使用，由它负责维修，并且归它所有。（8）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大队和生产队过去的一切债务，都要结算清楚，不能任意宣布废除。大队的债务，都由大队负责清理。生产队的债务，由生产队清理和偿还。过去平调社员的物资和现金，大队平调的，由大队负责退赔，生产队平调的，由生产队退赔。
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上曾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会后，中共中央在研究1962年财政预算时，发现当年财政有很大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也有很大逆差，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所以在1962年2月21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检查了1958年至1961年间的财政、信贷的情况，发现每年财政收入都有虚假现象，掩盖了年年存在的财政赤字。会议进一步分析了连续两年的农业生产遭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等严重情况，认为我国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会议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西楼会议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陈云于23日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又于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报告，即《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报告》首先指出，我国目前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
1.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年的产量同1957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800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100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80亿斤。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速度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凡是有利于争取农业增产的，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农业问题是全国的大事，对各部委的工作都有关系。不仅农、林、水各部要研究，工、交各部要研究，财、贸各部要研究，而且文教、政法、外事各部也要研究。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2.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这几年的建设规模是怎样铺开的呢？除了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的。大家没有经验，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值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3.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4.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只有当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
5.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